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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增长
日期：
2010-10-14 作者：
陈宪 来源：
文汇报
陈宪
包容性增长， 要求包容经济、 社会和生态， 包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和世界， 最为重要的， 是包容效率与公平， 以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增长。
经济增长无疑以效率为重要前提， 但包容性增长是以机会公平为基础的增长， 而且只有做到机会公平， 才能真正做到兼顾效率与公平。
胡锦涛主席最近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 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 的致辞。
在这篇致辞中， 胡锦涛强调， 实现包容性增长， 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包容性增长”， 这个在 2007 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的概念， 由此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包容性增长， 要求包容经济、 社会和生态， 包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和世界， 最为重要的， 是包容效率与公平， 以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增长。
也就是说， 在经历了 有失偏颇的高增长和全球化以后， 要让低收入人群在增长过程中更多受益， 让低收入国家在增长过程中更多受益。
包容性增长是以“机会公平” 为基础的增长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效率与公平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效率的标准是由经济学给出的， 指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
公平则有政治学的“罗尔斯标准”：
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生活处境最差的那个人——因此要求政府帮助社会中处境最差的人； 还有“机会公平” 标准：
如果机会公平的前提存在， 那么， 结果就是合理的。
尽管每一个结果都是新的机会的开始， 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之间难免存在矛盾， 但机会公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增长无疑以效率为重要前提， 但包容性增长是以机会公平为基础的增长， 而且只有做到机会公平， 才能真正做到兼顾效率与公平。
毋庸讳言， 经济学认为， 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1975 年， 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指出， “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
他还说， “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 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显然， 这里说的主要是结果意义上的平等， 但他强调了 机会平等的重要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K· 墨菲指出：
“当今社会， 决定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第一位原因， 是由知识累积所形成的人力资本， 而不是对物质资本的占有。” 这一结论的形成， 与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从物质资本转变为人力资本有关。
在现代社会， 机会公平的重要性超过结果公平， 而且， 机会公平的内涵已经从市场竞争环境公平， 扩展到获取人力资本价值公平， 后者的意义开始超过前者。
关键在于获取人力资本价值的“机会公平”
形成人力资本、 积累人力资本的基本方式是人力资本投资， 其具体途径是对健康、 教育、培训和迁移等的投资。
在现代社会， 获取人力资本价值的机会公平， 是实现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
这里， 人的基本权利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共享均等的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 以及自由迁移， 正是现代社会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因此， 设计公平获取人力资本价值的制度安排， 并努力加以执行和实现， 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平， 意味着更多的人的智力、 体力得到开发和利用， 这将直接决定经济活动的效率； 人力资本的各种投资形式都具有正的外部性 （当事人的行为对其他主体造成直接的有利影响）
和溢出特征（数倍于投入的产出）， 因此， 通过改革现行城乡 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 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 提高在人群间、 行业间、 城乡 间和地区间分配公共资源的公平性， 一方面将有助于形成获取人力资本价值的机会公平， 另一方面， 将极大地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进而有效地实现包容性增长。
当经济学家说， “效率与公平” 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时， 事实上将增长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分为两个部分：
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
如果说衡量增长的指标只反映财富创造的规模的话， 那么， 增长能否长期持续，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在于财富分配的状况。
贫富差距超出社会容忍度， 如基尼系数长期高于警戒线， 社会就会出现危机， 增长就不能持续。
尽管财富分配具有结果意义， 但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都更关心这一结果是怎么形成的， 即机会是否公平， 所以， 当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 且获得人力资本价值的机会是公平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这是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增长， 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比较协调的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 机会公平具有积极现实价值的原因还在于， 与结果公平相比， 其实现方式的社会成本相对较小。
机会公平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 并持续地加以执行和完善， 在较小社会摩擦和冲突的情况下， 实现了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
当然，它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与机会公平有关的制度设计， 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既要满足机会公平的基本要求， 也要防止出现超出实际能力或“养懒人” 的情况。
在强调和推进机会公平的制度建设的同时， 我们还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结果的调节， 在初次分配环节， 特别要重视行业间和企业内部差距过大的问题； 在再分配环节， 应加强以直接税（所得税、 财产税和遗产税等）
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 使之对社会公平公正产生切实有效的作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执行院长）
提高居民收入与缓解经济失衡
日期：
2010-11-04 作者：
石建勋 来源：
文汇报
石建勋
在出口导向模式和投资主导不可持续的特定背景下，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出路在于加快推进分配体制改革， 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 扩大居民消费
过去 30 年， 中国经济成就斐然， 但经济失衡问题也相当严重， 一大症结是国内消费不足， 居民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 45%下降到了近年的 35%左右， 而发达国家一般在 70%以上， 中等国家一般是 60%。
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不足
分配决定消费， 消费决定生产，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百姓有钱不花， 而是可支配收入不足， 这与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有着直接关系。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资源以不断增加的速度过于向政府及企业倾斜， 家庭和个人， 以及地方政府所得的份额相对降低。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2009/2010》 显示， 2009 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 32.2%， 不仅大大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也不算低。
一方面， 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 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 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 另一方面， 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 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储蓄倾向上升。
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 也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增强， 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增长； 对外贸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加强， 又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个税改革已经不容再拖
“十二五” 期间， 在出口导向模式和投资主导不可持续的特定背景下，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出路在于加快推进分配体制改革， 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 扩大居民消费。
如果取得重大突破， 未来 10 年左右， 居民消费率将从当前的 35%提高到 50%-55%， 最终消费率将从不足 50%提高到 60%-65%， 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动力。
首先， 各级政府在发展理念上， 必须将发展目标由“经济增长” 改变为“居民收入增长”，把城乡 居民收入提高的水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 改变单纯衡量 GDP 指标的现状。
其次， 要加快税制改革。
目前， 老百姓意见最大的是个人所得税蜕变成了“人头税”，工薪阶层缴纳了大部分个税， 而真正的高收入者， 因为收入来源复杂、 税收征管不严， 却可以少缴税或很容易避税。
时至今日， 要解决或缓解中国收入分配矛盾， 个税改革已经不容再拖。
除了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外， 还要在税制的制度设计上作全方位更新， 把目前实行的分类所得税制改为国际流行的综合税制， 同时加强税收征管。
第三， 加大初次分配改革力度。
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加强企业工会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劳动者工资集体谈判制度； 建立劳动者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有计划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 降低中小企业税收， 激励企业为员工加薪等。
第四， 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确保在医疗、 教育、 养老等方面让百姓无后顾之忧。
除了要在农村更加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保制度建设、 在城市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保制度之外， 还应考虑在社会保障制度中设立专门面向低收入者， 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基金， 支持低收入群体后代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避免贫困代际传递。
积极增加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来源
第五， 积极增加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来源。
未来， 只要是有盈利、 能赚钱、 政府规划必须要搞的各类项目， 应通过各种金融创新， 设计各种金融产品， 鼓励民间资金直接或间接参与投资， 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发债乃至不发债。
第六， 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 分红资金统一纳入财政各级预算， 专项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七， 加快推进“城市化”、“城乡 一体化” 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着力改革户籍制度、 农村土地制度、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城乡 公共资源配置方式， 打破城乡 二元的体制机制， 走以城乡 一体化为目标的健康城市化道路， 为改善民生奠定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要尽快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全国性规划， 尽快统一城乡 、 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体制， 并由此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 力争把城乡 、 区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差距控制在 2 倍以内， 在实现制度公平的基础上使全体人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致相当。
经过 30 多年改革发展， 中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已大大增强， 当前走上实现共同富裕之路，条件已初步具备， 我们已有能力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收入、 消费与福利水平——“十二五” 期间如能积极作为， 便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
如何健康地走过社会转型期
日期：
2010-10-25 作者：
辛鸣 来源：
文汇报
辛鸣
从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看， 社会转型期一般是“黄金发展期”， 但也容易变成“矛盾凸现期”。
理性、 平和的社会情绪与国民心态， 对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这不仅靠提倡和引导，更需要细致、 扎实地做好各方面工作， 这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肩负起来的使命
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不断出现， 由此引发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个别地方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当探究其中原因时， 不少人脱口而出“社会转型期”。
如此含糊其词， 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确发生在“社会转型期” 这一特定阶段， 但它们是“社会转型期” 导致的吗？ 你在星期一摔了 一跤， 能说跌跤的原因是“星期一” 吗？
从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看， 社会转型期一般是“黄金发展期”， 但也容易变成“矛盾凸现期”； 而我国目前的矛盾凸显， 依我看与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老作为、 不作为与乱作为密切有关。
社会转型期一般是“黄金发展期”
观察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 人均 GDP 从 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的时期， 是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 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经济发展转型。
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城市化进入快速扩张期， 而市场化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
伴随着经济增长， 吃饱穿暖已不成问题， 民众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 上好学校、 去好医院、 住好房子成了新的消费热点。
——社会结构转型。
经济形态的变化体现在社会结构上， 就是社会群体逐渐分化， 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 包括私营企业主、 外资企业白领等等， 不同阶层与群体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差异拉大。
——思想行为模式转型。
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 选择性、 差异性明显增强， 思想意识呈现多样、 多元、 多变的特征， 对政治文明、 公平正义等越来越关注而有所要求。
我们要注意到，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虽然今天人均 GDP 已经接近 4000美元， 但这一阶段仍在持续， 这些特点将更加鲜明。
但一定要强调的是， 就社会来说， 这些特点是进步不是退步， 是发展不是停滞， 是好事不是坏事。
工业化、 城市化将会使社会面貌发生巨大、 深刻的变化， 民众消费升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 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整个社会更富有活力、 富有弹性， 文化、 思想、行为的繁荣、 活跃、 文明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所有这一切， 都在为社会进一步发展准备条件、 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