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未来趋势1文章
统筹城乡与县域治理创新调研报告
统筹城乡与县域治理创新调研报告
篇一：统筹城乡与县域治理创新调研报告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X省地处中部欠发达地区，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
经过改革开放XX年的发展，X省总体进入了工业化快速推进和崛起的新阶段，“重要战略支点”建设进入加速推进新时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首次过万亿元，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大跨越;，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XXXX元，实现了生活水平大提高。但是，X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尤其是城乡发展差距很大。，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X.XX：X。总的来看，农业基础仍然脆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因此，X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只有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跳出传统的就农业抓农业、就农村抓农村的思维定式，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城乡融合、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市场互动、人力互促，才能最终形成城乡之间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达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在即将来临的“十二五”时期，城乡一体化对X省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将产生全局性和深刻性影响作用，这一时期也是城乡结构变化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X省作为中部省份和后发地区，将成为国家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区域，这对于城乡统筹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统筹城乡的经验
X省委、政府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在开展统筹城乡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工作。目的是通过在先行先试，探索一条适合中部地区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路子，在全省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试点工作一年来，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试点工作取得了重
要的阶段性成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XX.X%，增幅在全省各市州中居第一位;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XX.X%，居第X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X.X%，居第X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XXXX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XXX元。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城乡环境明显改观。
总结市的试点经验，从县域治理的角度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⒈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实现全域规划新格局。全市按照“XXXX”四位一体的城乡空间格局(X个主城区、X个新城区、XX个特色镇、XXX个中心村)，构建现代化、网络型的市、区、镇、村建设体系，构筑起城乡互动发展、整体推进的空间发展形态。
⒉统筹城乡基层单元，构建一体化治理新体系。市把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作为城乡一体化工作的突破口，将全市XXX个村归并为XXX个中心村(这个比例基本上是X：X)，探索出“迁村腾地建新村”、“项目拆迁建新村”、“依托集镇建新村”、“城中村改造建新村”、“产业培育建新村”、“规划引导建新村”、“环境整治建新村”等X种新村建设模式。目前开工建设的就有XX个新村。这些新村按照“五统一”的要求建设，即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筑风格、统一产业布局、统一基础设施、统一公共服务，每个新村设立了“X+X”服务中心(X个文化广场，X个工作室：村党支部、村委会、农业发展公司、警务及民事调解工作室、卫生服务站、便民服务站、培训中心、农家超市)，较好地解决了节约用地、建房成本、资金来源、规划执行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模式”顺应了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社会资源成本。
⒊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形成城乡互促发展新布局。市按照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布局要求，推动城区企业向农村延伸，形成城乡产业相互融合，三次产业互动发展的新格局。在工业发展上，充分挖掘优势，打造产业集群，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冶金能源、建材、模具材料、纺织服装等工业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在农业发展上，着力培育农业优势产业，壮大龙头企业，重点发展水产、畜牧、蔬菜、林果等四大支
柱产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着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休闲农业、旅游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在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文化旅游、信息服务、现代物流、房地产开发等现代服务业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特色鲜明的城乡产业布局互融互补的路子。
⒋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新面貌。市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公共事业均衡化作为改善民生的切入点，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纳入城乡规划统筹安排，增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集约度，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基本上实现了路网、电网、供排水网、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和供气网等“五网”建设城乡一体化。率先推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四网合一”，实现了城乡低保一体化;建立了城乡畅通、信息互联的就业服务网络;不断培育市场流通主体，完善城乡流通体系，推进城乡要素流动。
为了配合城乡统筹发展，市还通过抓盘活土地、抓招商引资、抓项目投资、抓民营资本投入，破解资金筹措的难题;整合项目，出台鼓励政策，破解迁村腾地的难题;大力推进一乡一业、区域发展，破解支柱产业培植的难题;运用市场机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商家投资，破解项目招商的难题;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破解集中集约集群发展的难题;推进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和使用、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和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城乡公交联运、城乡供水体制、城乡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等十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破解体制机制方面的难题，初步建立起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市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够取得可观的阶段性成果，与省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与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分不开，同时与市情的特殊性也是分不开的。市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级市，它没有下辖的县(市)，管辖的范围较窄,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县。很显然，经验对县域治理的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它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是，统筹城乡发展，不能不注重发挥县(市)的能动性和
主体性。
二、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县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而要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做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这两篇大文章，关键在县。
首先，县是联结城乡的重要“接点”。在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县一级政府是主要操作手，一切好的路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措施最终都必须依靠县级政府来贯彻、落实。而且，只有在县一级才有可能协调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项工作。
其次，县城和县域中心镇将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增长点。一方面是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甚至有些大城市的发展达到了“饱和”状态或者渐趋扩展的临界点，不宜再增加人口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近些年又急剧向县城和中心镇聚集，许多外出打工农民赚钱后更愿意到县城和中心镇建房购房、安家落户。除了新农村建设以外，以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城镇化无疑是县域经济的另一新的重要支点。以X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稳步发展，城镇化率达XX.X%。但总的来看，X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从X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省人口分布格局将是：三分之一在大中城市、三分之一在小城镇、三分之一在农村。因此，促进人口向县城、重点镇聚集，是X省下一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对一个XXX万左右人口的中等县市，如果把县城人口发展到XX万人左右;建设X-X个中心镇，每个达到X-XX万人;建设一批能集聚-XXXX人的中心村，将大大完善X省城镇体系，加快推进X省城镇化进程。为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要尽早做好县城和县域中心镇的功能分区规划，提升城镇产业、资源和人口的聚集功能。同时，要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好比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两翼”，只有两者比翼齐飞，才能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最终找到
一条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
既然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关键在县，那么，充分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如何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呢?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让县级政府“责权利相统一”，成为一级有权有能的基层政府。除了要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以外，还要加快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在省县之间合理划分事权，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权能，逐步废除市管县体制，最终形成中央、省(市、自治区)、县(市)三级的行政管理体系。
二是进一步优化县级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县一级政府成为效能型政府。目前的县级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党政分工重叠、部门机构架床叠屋和人浮于事等问题，遇事则相互推诿，遇矛盾则绕着走，严重限制着县级政府的权力运作效能。与此同时，又由于部门林立、机构分立，中央和省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各种公共资源因为得不到合理配置，而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
三是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把县级政府建成能及时回应广大群众需求的服务型政府。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让民众的意见和需求能够及时被县级政府所吸纳，并及时转换为为民所需的公共服务项目;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让民众也能有效地参与到当地政府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中来，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使民众在包括权威资源在内的关键性公共资源的分配或配置上真正享有知情权、话语权，让公共资源服务于公众利益、增进公民福利。
县，不仅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接点”，而且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沟通“中介”，只有抓好县这个关键，才能最终破解中国式“三农”难题!三、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大力推进县域治理创新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除了要统筹城乡规划、统筹城乡建设、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等物质层面的一体化建设和发展以外，笔者认为，更为重要是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县域治理
体制。不在统筹城乡体制上进行根本性创新，很难真正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经验看，当前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体制创新力度：
(一)以社区自治为基础，在构建社会治理单元中创新。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单元。这个新的基本社会单元，应该是“社区”。我国城镇已经建立了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治理体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完全合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只有建立城乡一体的基层治理单元，才能真正破除既有的城乡行政和社会治理的二元结构。
以农村新社区建设为突破口的做法值得借鉴。通过前述多种模式建成了近城、近镇、近交通或流通枢纽的众多农户新的聚集区，即农村新社区。这类社区实践上已经与城镇联为一体。是农民变市民的主要载体。以农村新社区为基础，以方便居民民主自治为目的，大力推进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恒大新社区就是依托产业发展起来的新社区，周边四个行政村各有一部分农村住户迁到新社区，主要靠民营企业的贡献，为居民提供了有效的公益性服务，对周边农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农户自愿加入新社区，为探索农民自费变市民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农村新社区建设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是村落社区范围的界定、自治机构的设立、民主选举和运行机制的建立，都必须根据农民群众的意愿。主要依靠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为驱动力，不能搞行政推动和强迫命令，更不能搞一刀切、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农民群众的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成败。农村新社区建设必须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增进群众公共福利为宗旨。
建设农村新社区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一个重要载体。要注意整合周边落社区内外各种资源，通过群众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实现新农村建设资源的有效使用;改善村落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基本条
件，大力发展农村各项公益性事业;政府的各种公共服务或公益性事业可以委托给农村社区和其他农民合作组织提供或兴办，将农村新社区建设为新农村建设的综合性平台。
更重要的是，将农村新社区建设为居民自治的基础性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农村新社区一旦建立，就要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社区理事会，该理事会一般由X～X名本社区居民组成，理事会设X名理事长，其他成员为理事，由社区理事会管理社区日常性事务。但是，有关农村社区重大事项的确定、公共工程的建设和实施、公益性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等社区事务应在社区居民会议上讨论、决定或通过。新社区理事会的理事长最好成为村委会的当然成员、乡镇人民代表。
在农村新社区建设初期，要正确处理好新社区与行政村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村党支部、村委会与农村新社区理事会的关系。农村新社区理事会必须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对于农村新社区自身的事务，村党组织和村委会要充分尊重农村新社区理事会的自主权，不得随意干预;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协调乡镇与农村新社区、以及农村新社区之间的关系上来。等到新社区自治成熟的时候，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考虑撤销行政村层级。
(二)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中创新。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乡村社会发育尚不健全，还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只能依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镇政乡派”或“乡派”等不同形式进行构建;如果当地的乡村社会有了充分发展，可以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并且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和社会经济基础，它就可以推行“乡镇自治”或“乡民自治”。
“镇政”比较适宜于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本地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城镇化。可以采取“委托扩权”的改革方式，进一步扩大镇政府的自主权，将镇政府建设为一级较为完备的基层政权组织。
“乡派”适合于传统农业地区，在这些地区，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级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财政基础不能支撑一个比较健全的乡级政府，决定它只能向“乡派”的方向改革。诚如徐勇所言，“财是政的基础，财政来源与能力决定着政权的特性与能力”。实行“乡派”的地方，要不断强化县级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建构“以县为主、乡镇协助”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镇政乡派”适宜于一些乡镇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少数乡镇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的财政能力，除了能够保障乡镇政府日常运转的需要以外，还可以发展公益事业，而且城镇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将这些乡镇按照“镇政”的模式进行改革;其它一些乡镇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差，没有一定的财力基础，最好按照“乡派”的思路进行改革。这样在同一个地区就可以根据乡镇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实行“镇政乡派”。今后，凡是可以建立为一级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的乡镇，统一改称为“镇政府”;凡是不能建立为一级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的乡镇，统一改称为“乡政府”(或“乡公所”、“乡办事处”)。这样一来，“乡”和“镇”就有比较明晰的区分，以改变当前“乡”“镇”不分的混乱状况。
其实，无论是“镇政”还是“乡派”(乃至“乡政自治”)都只是乡镇制度构建的一种形式而已，乡镇制度构建的关键在于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建构一种全新的“官”、“民”二元的治理结构，在体制内通过权力重构达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
具体地说，就是在乡镇一级实行人大常任制改革。常任乡镇人民代表可以参考“三三制”原则由三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党组织推荐的代表，一部分是农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村落社区代表;一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由这些常任代表组成乡镇人民代表会议，由它讨论和决定乡镇社区的重大事务，并对乡镇政府(或乡公所、办事处)的日常行政事务进行民主监督。该会议主席必须由乡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不得兼任乡镇办事处或同级党委的职务。为了提高该会议组织的运行效率、加强对乡镇行政事务的日常性监督，常任人民代表人数不必太多，以便于开展经常性活动。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还可逐步实行“开放式会议制度”，不断扩大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
这样改革，既体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也充分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精神。乡镇的党政机构更主要地贯彻和落实国家在农村地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管理职能，并协助县级政府及其部门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乡镇人民代表会议则是乡镇人民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和形式，更主要地代表乡村人民的意志，通过它可以比较有效的沟通民意。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满足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民主发展两个方面的需要，可以在体制上解决农村社区自治进一步发展、以及乡镇社区民主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三)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在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中创新。
县级政府转型势所难免。一方面乡村体制改革必然对县政转型产生压力，只有县乡村联动才能切实保证乡村体制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县政体制构成了一种组织场域，对乡村形成一种“同构化”压力，如果不对县政进行相应的改革，乡镇体制安排和农村基层组织设计无论如何美好，都会因为这个“同构化”的压力而变样走形，使之退回改革的“原点”。
县政转型的着力点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因此，县政转型应围绕着如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绩效进行改革，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进行农村治理，“服务”取代过去的“汲取”而成为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
首先，县政的服务转型，必须改变问责体制。变对上的单向问责为对上和对下的双向问责。这除了要加强县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提高县级人大权能以外，还要实行县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可先从竞争性选举开始，扩大民意基础。
第二，县政服务转型，必须改进工作考核办法。要重新建立以公
共服务为核心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考核重点从注重形式和过程转向注重成果和绩效，从注重经济发展(特别是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转向公共服务和农村治理，尤其要突出对“为农服务”绩效的考核。
第三，县政服务转型，必须改善公共服务方式。过去即便有所公共服务，也主要是由政府及其部门直接提供的，这种提供方式一般是通过建立相应的机构、由政府财政供养其工作人员来行使服务职能，以往的实践证明，这种服务方式最终往往异化为“只养人不服务”或者“收费养人”的结果，导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
在最近一轮乡镇改革中，X等地撤销了这些“养人”机构，实行“以钱养事”的公共服务方式，不但精简了机构、减轻了财政供养负担，而且还切实提升了公共服务的绩效，为农民群众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这种“以钱养事”(改为“以财养事”似乎更妥)的公共服务新机制值得推广。通过“以钱养事”的改革，变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化运作、政府购买，从而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公共服务模式。为此，要积极“推进政事分开，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培育和大力扶持各种非赢利性、社会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并最终一个以“村落社区为基础，乡镇政府居间协调，县级政府为主导”的，覆盖整个农村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
X推行农村公益服务“以钱养事”改革的正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存在的问题也是可以逐步完善的。从正面效应看，有三个提高，即财政投入、服务能力和农民满意度三提高。从开始，X把农村公益性服务列为省财政专项支出，从农村人平X元起步，三年增加到人平XX元，X年累积投入XX亿元，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推广、防疫免疫等服务。目前，全省良种普及率达到XX%，农业机械化率达到XX%。今年继续安排X亿元予以支持，力争新建农民专业合作社XXXX个，特色产业订单率超过XX%。抓住国家农机补贴增多的机遇，重点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稳步发展油菜、茶叶、畜禽、水产机械化。在血吸虫疫区实施“以机
代牛”工程，建设一批无耕牛村。从负面反映看，主要是农村公益性服务机构人员老化，捧不到“铁饭碗”，就招不到青年学生，难以补充新生力量。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在政策配套上下功夫，一是对农村公益性服务机构要核定财政供养编制，实行定岗不定人体制;二是对获得上岗资格的人员视同事业单位职工管理，可以评职称、可以在新老体制间调动工作，解决技术人员的后顾之忧。
第四，县政服务转型，必须优化权力结构。一是县级领导体制要总结一些地区试行的“党大会常任制”成功经验，构建“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新型权力结构。这个核心即是县委，三个党组即是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党组。在这一结构中，县委居于核心地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是精简和整合县级职能部门机构，再造一个“效能、统一、廉洁”的公共行政体系。
第五，县政服务转型，必须改革省县体制。在废除“市管县”体制、实行“市县分治”的同时，省县之间要进行适当分权，把县政建设为一级地方自治政府。
等到县政完成服务转型，构建了较为健全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机制，具备较强的农村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农村村落社区也具备比较完善的自治能力的时候，可以视其情况撤销乡镇一级政府，从而最终建成以县政为地方自治基础的省、县(市)两级地方政府架构。
篇二：统筹城乡与县域治理创新调研报告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科学把握时代发展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一、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县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而要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做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这两篇大文章，关键在县。
首先，县是联结城乡的重要“接点”。在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县一级政府是主要操作手，一切好的路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措施最终都必须依靠县级政府来贯彻、落实。而且，只有在县一级才有
可能协调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项工作。
其次，县城和县级中心镇将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重要增长点。一方面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有些大城市甚至达到了“饱和”状态或者渐趋扩展的临界点，不宜再增加人口;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近些年急剧向县城和中心镇聚集，除了新农村建设外，以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城镇化无疑是县域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支点。
既然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关键在县，那么，充分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如何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呢?我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让县级政府“责权利相统一”，成为一级有权有能的基层政府。除了要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以外，还要加快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在废除市管县体制的同时，要在省县之间合理划分事权，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权能。
二是进一步优化县级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县一级政府成为效能型政府。目前的县级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党政分工重叠、部门机构架床叠屋和人浮于事等问题，遇事相互推诿，遇矛盾绕着走，严重限制着县级政府的权力运作效能。与此同时，又由于部门林立、机构分立，中央和省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各种公共资源因为得不到合理配置，而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甚至为某些部门所自肥。
三是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把县级政府建成能及时回应广大群众需求的服务型政府。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让民众的意见和需求能够及时被县级政府所吸纳，并及时转换为为民所需的公共服务项目;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让民众也能有效地参与到当地政府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中来，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通过健全民众民主参与机制，使民众在包括权威资源在内的关键性公共资源的分配或配置上真正享有知情权、话语权，让公共资源服务于公众利益，增进公民福利。
县，不仅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接点”，而且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沟通“中介”，只有抓好县这个关键，才能最终破解中国式“三农”难题!
二、构建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县域治理体制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除了要统筹城乡规划、统筹城乡建设、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等物质层面的一体化建设和发展以外，笔者认为，更为重要是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县域治理体制。不在统筹城乡体制上进行根本性创新，很难真正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以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城乡人民公共生活共同体。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单元。这个新的基本社会单元，应该是“社区”。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完全合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只有建立城乡一体的基层治理单元，才能真正破除既有的城乡行政和社会治理的二元结构。
农村社区建设宜以自然村落为基础，以方便人民民主自治为目的。在行政村(称为建制村更合适)一级实行村民自治缺乏社会基础，难免会趋向“行政化”和“虚化”。
村落社区建设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是村落社区范围的界定、自治机构的设立、民主选举和运行机制的建立，都必须根据农民群众的意愿，不能搞行政推动和强迫命令，更不能搞一刀切、花架子、形式主义。农民群众的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成败。
村落社区建设要注意结合本地实际。尤其是村落社区范围的界定，除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以外，还必须考虑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等因素，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文化认同、参与方便”的原则划分村落社区。一般地，一个自然村可以设立一个村落社区;村落社区的具体设立应因地制宜。
把村落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整合村落社区内外各种资源，通过群众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实现新农村建设资源的有效使用;改善村落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大力发展农村各项公益性事业;政府的各种公共服务或公益性事业可以委托给农村社区和其他
农民合作组织提供或兴办，将农村社区建设为新农村建设的综合性平台。
更重要的是，将村落社区建设为村民自治的基础性组织。村落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落社区一旦建立，就要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社区理事会，该理事会一般由X～X名本社区居民组成，设X名理事长，其他成员为理事，由社区理事会管理社区日常性事务。但是，有关农村社区重大事项的确定、公共工程的建设和实施、公益性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等社区事务应在社区居民会议上讨论、决定或通过。村落社区理事会的理事长最好成为村委会的当然成员、乡镇人民代表。
在村落社区建设初期，要正确处理好村落社区与行政村的关系，特别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与农村社区理事会的关系，农村社区理事会必须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对于农村社区自身的事务，村党组织和村委会要充分尊重农村社区理事会的自主权，不得随意干预;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协调乡镇与农村社区、以及农村社区之间的关系上来。等到村落社区自治成熟时，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考虑撤销行政村层级。
(二)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乡村社会发育尚不健全，还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只能依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镇政乡派”或“乡派”等不同形式进行构建;如果当地的乡村社会有了充分发展，可以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并且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和社会经济基础，就可以推行“乡镇自治”或“乡民自治”。
“镇政”比较适宜于东部沿海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本地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城镇化。可以采取“委托扩权”的改革方式，进一步扩大镇政府的自主权，将镇政府建设为一级较为完备的基层政权组织。
“乡派”适合于传统农业地区。农村税费改革后，这些地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财政基础不能支撑一个比
较健全的乡级政府，决定它只能向“乡派”的方向改革。实行“乡派”的地方，要不断强化县级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构“以县为主、乡镇协助”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镇政乡派”适宜于一些乡镇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少数乡镇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好，具有一定的财政能力，除了保障乡镇政府日常运转外，还可以发展公益事业，而且城镇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将这些乡镇按照“镇政”的模式进行改革;其它一些乡镇的社会经济基础较差，没有一定的财力基础，最好按照“乡派”的思路进行改革。这样在同一个地区就可以根据乡镇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实行“镇政乡派”。今后，凡是可以建立为一级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的乡镇，统一改称为“镇政府”;凡是不能建立为一级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的乡镇，统一改称为“乡政府”(或“乡公所”、“乡办事处”)。这样一来，“乡”和“镇”就有了比较明晰的区分，以改变当前“乡”“镇”不分的混乱状况。
其实，无论“镇政”还是“乡派”都只是乡镇制度构建的一种形式，乡镇制度构建的关键在于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建构一种全新的“官”、“民”二元的治理结构，在体制内通过权力重构达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
具体地说，就是在乡镇一级实行人大常任制改革。常任乡镇人民代表可以参考“三三制”原则由三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党组织推荐的代表，一部分是农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村落社区代表;一部分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由这些常任代表组成乡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乡镇社区的重大事务，并对乡镇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进行民主监督。该会议主席必须由乡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不得兼任乡镇办事处或同级党委的职务。为了提高该会议组织的运行效率、加强对乡镇行政事务的日常监督，常任人民代表人数不必太多，以便于开展经常性活动。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还可逐步实行“开放式会议制度”，不断扩大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
乡镇的党政机构主要贯彻和落实国家在农村地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管理职能，并协助县
级政府及其部门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乡镇人民代表会议则是乡镇人民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和形式，主要通过它有效地沟通民意。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实际上满足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民主发展两个方面的需要，可以在体制上解决农村社区自治进一步发展、以及乡镇社区民主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三)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县级政府转型势所难免。一方面乡村体制改革必然对县政转型产生压力，只有县乡村联动才能切实保证乡村体制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县政体制构成了一种组织场域，对乡村形成一种“同构化”压力，如果不对县政进行相应的改革，乡镇体制安排和农村基层组织设计无论多么美好，都会因为这个“同构化”的压力而变样走形，使之退回改革的“原点”。
县政转型的着力点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因此，县政转型应围绕如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绩效进行改革，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进行农村治理，“服务”取代过去的“汲取”而成为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
首先，必须改变问责体制。变对上的单向问责为对上和对下的双向问责。这除了要加强县级人大常委会建设、提高县级人大权能以外，还要实行县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可先从竞争性选举开始，扩大民意基础。
第二，必须改进工作考核办法。要重新建立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考核重点从注重形式和过程转向注重成果和绩效，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公共服务和农村治理，尤其要突出对“为农服务”绩效的考核。
第三，必须改善公共服务方式。过去即便有公共服务，也主要是由政府及其部门直接提供的，一般是通过建立相应的机构、由政府财政供养其工作人员来行使服务职能，实践证明，这种服务方式最终往往异化为“只养人不服务”或者“收费养人”的结果，导致“食之者
众、生之者寡”的局面。在最近一轮乡镇改革中，X等地撤销了这些“养人”机构，实行“以钱养事”的公共服务方式，不但精简了机构、减轻了财政供养负担，而且切实提升了公共服务绩效，为农民群众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通过“以钱养事”的改革，变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化运作、政府购买，从而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公共服务模式。这种“以钱养事”的公共服务新机制值得推广。为此，要积极“推进政事分开，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培育和大力扶持各种非赢利性、社会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并最终形成覆盖整个农村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
第四，必须优化权力结构。一是县级领导体制要总结一些地区试行的“党大会常任制”成功经验，构建“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新型权力结构。“一个核心”是指县委，“三个党组”是指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党组。在这一结构中，县委居于核心地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是精简和整合县级职能部门机构，再造一个“效能、统一、廉洁”的公共行政体系。
第五，必须改革省县体制。在废除“市管县”体制、实行“市县分治”的同时，省县之间要进行适当分权，把县政建设为一级地方自治政府。
县政完成服务转型，构建了较为健全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机制，具备较强的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农村村落社区也具备比较完善的自治能力的时候，可以视其情况撤销乡镇一级政府，从而最终建成以县政为地方自治基础的省、县(市)两级地方政府架构。
篇二：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未来趋势1文章
专栏：韧性治理与治理现代化专栏导语：韧性治理与城乡韧性杜海峰特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会色中第社一会次主围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的代总化目”标，党是完的善十和九发届展四中中国全代央关于坚绕持治和理完体善系中和国治特理色能社力会现主代义化制进度行、推了主进题国研究，会议通过的《中共提化特出若了干总重体大目问题的决定》在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家治治理理体体系系优和势治的理基能础力上现，峻色社会主义标事和业具进体入工新作时要代求的。推必然进要国求家，也治理是体对系新和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新挑现环战境的中主呈动现回出应新特（俞可平，２０１４）。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展进阶程段加所快面，传临的统各问种题严在解，挑战了很多公共点管，不理既同有利理益论群，需体有要新发的展利新益的诉理求论，新和方的法治进理行问题不断出势析语显。党体著，治的十理九效届能五提中升全，…会…进发一展步韧指性出强“劲我”“国已韧转性向”首高质次量进发入展我阶科国段学国，制描述家治度和理优话态“系韧。性”一词最早见于工程领域，指事物具有的遭受冲击时能够保持原重的因点能是力社。会２０脆弱世性纪，即８０年“代社以会来群，韧体、组性逐织渐或应用到灾害社会科学研究，但关有注状的后素及，学、受弱时回者伤应们害程度及应对能力的大小”，这是国一家暴种露被在动灾能害力冲。击下潜在的受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发及现灾仅后关能注否脆迅弱速性复远原远的不研够究，更，这应是该一重种视主社动会遭受灾害冲击时能否变性研究向韧性研究的重大题革韧研究（；韧朱正性威治，２０１９理（唐），强皇凤调转、王由型一，韧豪开，始性能力。学界出现了由脆单研一究的也政推策动设了计中转国变应为急公管共理治的理重复要杂思性想问２０１９性城市（李彤，２０１７）、社区和性相关（研刘究佳逐燕渐、沈成为毓社颖会，）、韧癑２０１７治理，特）和别行是政应韧急性管（理潘领小域娟的、李热词兆和瑞研，究２０１９热点）等。概念杜海峰，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４期１.com.cn.AllRightsReserved.
◆专栏：韧性治理与治理现代化本期正《专是智栏在围社绕会“现韧实性需治求理驱与动治与理理现论代研化究”这创新一要议求的背景下，《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２和启慧动城的市智建慧设城能市够建提设升试城点市，运韧用性吗？———题一，组项准织自了两然篇文章进行探索。地实级验市》基的面于板中数国据建双城设重年能差够分显方著法提评升估城了市智韧慧性城水市平建，而设对人城２００１口市规韧—２０１６模性和的经影年济响１５３个规。研模究发现，智慧城市动市新产建型生设的对技城术市效韧应性和的结改构善效效应应对越城显市著韧；同性发时挥，智作用慧，智城市越慧建大设的主城要市借，其助创智新慧驱村，构《城基市建于等多其元他治政理策主对体城的市乡韧村性韧产性生比叠较加研效究应》一。城市试点政策会与创文将城市韧性的概念拓展到乡了以乡村韧、了乡村内性整体水、部各主体发挥韧性以抵抗外部风险的ＣＩＳＵ（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平Ｕｎｉｔｙ及各）模类型，利用村民及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资料探讨显往特差有异较，乡大提村升的，但整体各韧类性型从村型庄乡内村不韧同性治差理异。研主体究的发韧现性，乡和其村整整体体韧韧性性均水呈平现较明成色导员保能团护结型度村、村庄和落在搬地迁化撤高到低依次为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程并度型、村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村内和两力篇是文目章前相影得响益乡彰村，研韧性的庄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和基层组织的动员引究主对要象因分素别。聚焦城市和乡村，并分别采用案究基于的于指单统一计范模式型向的实准证实研验究研的究多，有样化助研于究推范动式公转共变管；研理领究域发的现韧和性结研论究从例思研辨究研性的治公导理共韧本管性质理治特领理征域实的的践认韧有积识性极有新意，对还研参需究考价值。加正蓬勃兴起，有很多问题有待探索和解决。对韧乏构析统成一要的素标与准主，城体划市分与也乡尚村无强，韧性治理的概念还在完善之中，对韧性治理韧统性一标准。目前，学界对于治理韧性的测量还缺进并对行通案过例大或量者实单证一研时究点进的行截验证的。当测量前应已体有现的出研差究异多，但以某测一量重维大度风还险需事系件统为分例涉各性及主多体方韧利性益演主变体规，单律的一总面研究，缺乏对韧性治理问题的长期观察，更缺乏学结与趋势预测。此外，我国基层治理过程较为复杂，研的究产。生机理与影响因素进科行及分其析研，亟究范须式多难学以科建交立叉精研确究的范统式计对模其型进对行治理系韧统城镇２０２１化、乡年村是振“兴十等四一五系”开列统局筹之城年乡，也协调是发“展两的个国一家百战年”的专栏导语：韧性治理与城乡韧性◆乡新社待的会研治究理思现路代，也化提是出治了新的要求，“韧性”不仅为治理带来新理念、新理论和实对论践韧性治理研究领域理的有拓效展的、核目标心。在概念未的来科的学理测论度研，也究与期实待践韧中性，我治理们研既究期与管新更方多法地，既贡献是于构中建国中城国乡特协色调社发会展治。总理理之论，发体系展与适话用语于体中系国韧性治理的新理事理业研中究”的者行“把动论自文觉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的实需现要现，也代化是的公伟共大参刘考文献李佳２０１７）．潘彤燕癑、沈（毓）颖（性城市面研向究风新险进治展理的际社城区市韧规性研究．城市发展研究，１２：８３－９１．２０１７．韧．国唐小皇娟凤、李、王兆豪瑞（（政韧性之探析国时行划代政，基管５理：层，１５－２５．２０１９）．行．中治２理：９８现－代１０１化的＋１５１．２０１９）．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模式选择．探索与争鸣，１２：５３－俞可平６２＋（１５８．
朱正威（２０１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线，１：５－８＋１３．２０１９）．中国应急管理７０年：从防灾减灾到韧．性前治理．国家治理，３６：１８－２３．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４期３.com.cn.AllRightsReserved.
篇三：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未来趋势1文章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综述
作者：黄明涛
来源：《行政与法》2020年第05期
摘;;;要：为全面展示国内学术界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脉络，本文借助Citespace5.5R2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的937篇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2006—2019年）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从年度发文分布情况、论文的学科分布、发文的重要期刊、发文作者分布、高被引论文情况、研究机构分布、关键词共现和内容版图解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研究发现，以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节点，从
2014年起文献呈爆发式增长。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四个核心关键词展开。通过对既有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预测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知识图谱;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20）05-0056-15收稿日期：2020-01-21作者简介：黄明涛（1984—），广东始兴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法治、社会治理和立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法治’话语的流变规律研究（1978-2014）”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7CDJSK08YJ11。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1]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可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也将继续成为未来诸多学科学术研究的热点。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CNKI数据库中的937篇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以期全面呈现2006—2019年研究的学术版图和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集的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CNKI数据库具有种类齐全、更新速度快的优点，[3]采集的数据完整性和准确度较高，能够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CNKI数据库中2006—2019年①有关“社会治理”研究方面的中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确定主题检索方式为：打开CNKI数据库，进入“高级检索”，选择标签为“期刊”，主题为“基层社会治理”，连接词选择“或者”，关键词为“基层社会治理”，共选取满足主题要求的955篇中文文献，经人工筛选，剔除征稿、公告、新闻和会议纪要等无关数据，最后得到满足要求的中文文献为937篇，即本文的研究样本。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当前主流的可视化研究软件Citespace5.5R2，该软件可操作性强，可视化效果好，已成为国内外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通过运用Citespace5.5R2软件对937篇文献进行处理，输出发文趋势、作者聚类共现、研究机构聚类共现、研究热点聚类、关键词频次、关键词中心性、关键词突现等信息，可视化呈现2006—2019年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和主题演进。同时，还辅助运用计量方法，对发文期刊、高产作者、高引文论文和研究机构进行描述和分析;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梳理过去十余年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主题演进，剖析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加强研究提供借鉴。
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发文时间与发文量分布情况
2006—2019年间，北大中文核心和CSSCI（含CSSCI扩展版期刊和CSSCI辑刊）各学科期刊共刊发了937篇与“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的学术论文。根据图1所示，2006至2013年，论文发表数均不超过20篇，2007年仅有1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因此，学术界对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迅速升温。2014年，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数量达到62篇，后续几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持续增长。著名文献计量学研究专家普赖斯认为，文献的增长一般分为学科诞生阶段、大发展阶段、日趋成熟阶段以及学科的完备阶段，其中在学科大发展阶段，论文数量剧增，有明显的增长趋势。[4]从发文情况趋势图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还处于大发展阶段，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度不减。
（二）论文的学科分布和发文的重要期刊
根据CNKI显示，按照研究层次划分，在937篇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中，有669篇属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173篇属于政策研究，说明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获得基金支持的情况如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336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2篇，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5篇，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8篇，中央高效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8篇，江苏省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基金项目6篇，获得各种项目基金支持的论文约占论文总量的2/5。在学术期刊发文偏好方面，发文量最高的是《人民论坛》，发文83篇，占8.86%，排名第一。发文量排名在前列的期刊还有《中国行政管理》《领导科学》《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甘肃社会科学》《治理研究》等，排名前15位的期刊发文量占发文总数的1/4（见表1），这些期刊多为政治学类。
（三）发文作者分布和高被引论文情况
关于发文作者的数据分析。在citespace5.5R2界面中，时间区间选择2006—2019年，Nodetype选择“Author”，阈值设置为TOP50、thresholding（c，cc，ccv）设置为（2，2，20），无精简网络，最后得到70个节点、6条链接线、密度0.0025的研究作者图谱（见图2）。节点为年轮状，节点越大，作者字体越大，说明该作者总体频次越高。作者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或多个作者之间有合作和关联，连线越粗，共现频次越高。作者共现信息如图2所示，节点最大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周庆智，发文18篇排名第一，杭州师范大学卢福营、华中师范大学袁方成、四川大学史云贵、曲阜师范大学李增元在图谱中占有显著地位。从合作网络来看，张国磊和张新文，刘志奇和梁德友，韩勇和朱懿，徐炜和陈民洋，于水和杨萍，郑晓茹和刘中起存在明显的合作关系。从高产作者的论文首发时间来看（见表2），有5位学者的首次发文是在2013年以前，10位作者在2014—2016年之间，说明基层社会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高产作者中只有周庆智、陈发桂、朱红文和李威利4人不存在合作情形，其余11人均存在合作情形。
（四）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关于发文机构分布的数据分析。在citespace5.5R2界面中，时间区间选择2006—2019年，Nodetype选择“institution”，阈值设置为TOP50、thresholding（c，cc，ccv）设置为（2，2，20），无精简网络，最后得到75个节点、8条链接线、密度0.0029的研究机构图谱。节点为年轮圆圈状，节点越大，研究机构字体越大，说明该机构总体频次越高。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或多个机构之间的共现合作关系，连线越粗，共现频次越高。从研究机构共现信息图谱来看（见图3），按二级单位进行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等。从计量角度看（见表3），按一级单位进行量化统计，华中师范大学发文39篇，排名第一，排名在前列的还有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从表3的信息可以看出，以“双一流”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主要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为主。
（五）高被引文献情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从高被引文献来看（见表4），也反映了探索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地位。排名前15的高被引文献主题包括技术治理、社会治理体制、三社联动、网格化治理、社会组织、社区自治和治理转型等多个方面。王雨磊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的《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李立国发表于《求是》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徐永祥和曹国惠发表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三社联动”的历史实践与概念辨析》都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文献。引用超过100次的论文共有8篇，作者包括王雨磊、李立国、徐永祥、王名、陈蓉卓、孙柏瑛、徐选国和何欣峰。
三、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版图与主题演进
（一）关键词词频分析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的核心词汇，高频次的关键词可以跟踪和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在Citespace5.5R2界面中，时间区间选择2006—2019年，Nodetype选择“Keyword”，阈值设置为Top30perslice、thresholding（c，cc，ccv）设置为（2，2，20），使用Pathfinder精简网络，最后得到157个节点、189条链接线、密度0.0154，Modularity=0.8131，Silhouette=0.7303的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见图4）。节点为十字，节点越大，关键词字体越大，说明该关键词总体频次越高。十字的厚度与该年的关键词词频成正比。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关键词经常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连线越粗，共现频次越高。
从图4中的信息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节点有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党组织等。在这些关键词中，又以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基层社会治理三个关键词在图谱中的十字最为显眼。从量化的视角看（见表5），基层社会治理的频次和中心性分别为143和0.15，社会治理涵盖的范围更广，频度更高。其中，关键词中心性的数据则比较特别，基层治理、基层社会、基层党组组、枫桥经验、城市社区、乡村治理、民族地区、农村、网格化管理和法治等关键词中心性均高于基层社会治理，说明这些关键词与其他文献存在密切联系，起到“交通枢纽”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关键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
（二）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⒈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版图。根据研究热点聚类共现分析图谱（见图5）可以看出，经过Citespace5.5R2界面导出的数据，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共有13个聚类，分别为#0城镇化、#1福田区、#2农村、#3基層政府、#4基层党组织、#5社区、#6克拉玛依区、#7自治、#8乡规民约、#9现代化、#10社会化服务、#11民族地区和#12党建引领。13个聚类可以归为五大类内容（见表6），第一类包括#0城镇化和#9现代化两个聚类，第二类包括#1福田区、#4基层党组织、#6克拉玛依区和#12党建引领四个聚类，第三类包括#3基层政府和#10社会化服务两个聚类，第四类包括#2农村、#8乡规民约和#11民族地区三个聚类，第五类是#5社区和#7自治两个聚类。
⒉基于关键词聚类共现分析图谱和聚类标识的内容板图解读。经过Citespace5.5R2界面导出的关键词聚类共现分析图谱和节点信息，可以直观反映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版图。在关键词聚类中，每一个关键词节点都是相关文献信息的表达，但是软件导出的结果更多地停留在浅层信息，未能展现学术研究的深度，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共现分析图谱和聚类标识内容版图的深入解读，将隐藏在图谱背后的文献信息呈现出来，如作者及其观点等，可以更深刻把握研究的全貌。
第一类包含“城镇化”和“现代化”，关键词主要有基层社会、城镇化、传统中国、新乡贤、项目制、现代化和法治化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不断向前推进，城镇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吴理财和杨桓以温州模式为例研究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认为既有的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浙江省温州市以镇街为基础、以社区为单元、以合作社为单位配置集体产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也强化了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的控制力。[5]陈藻和冷天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研究“人”的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认为各地兴起的农村新型社区是快速城镇化的产物，这类社区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流动人口聚集的重要据点，应当构建“三社互动”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以服务为导向和推动复合共治来进行社区治理。[6]刘东杰和周海生研究江苏省淮安市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认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包括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弱化、乡村社会治理资源稀缺、乡村社会治理存在观念冲突，这些困境给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带来了难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7]郭占锋等人研究陕西省咸阳市的村庄合并带来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认为村庄合并打破了原有村庄的边界，村民认同感不强，村庄外部冲突上升，冲突主要转向农村与政府之间，乡村治理面临多种压力。[8]王诗宗和吴妍研究城镇化背景下的杭州市余杭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认为在乡镇改制后，街道层级的干部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出现了制度性障碍，杭州市余杭区通过创新实施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形成功能上的“代偿”，这种可复制性的创新方式可以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9]项继权和刘开创认为，城镇化推动我国“三农”的转型，也推动国家向城市社会转型，未来三十年我国将向城市中国转变，城乡之间差别逐渐缩小，城乡逐渐走向平等和融合，农民权利意识不断加强，行动能力不断上升，这必将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变革，因此，需要构建开放包容、城乡一体、公平法治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10]马光川和林聚任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社会原子化危机和循环陷阱的两大困境，应当从社会重构走向社区培育，不断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11]王木森和唐鸣研究十八大以来的社区治理现代化问题，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开展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生成了政策领动与实践创动的“联动—互动—融动”的治理图景。[12]沈费伟和张丙宣研究社会治理创新的項目制，认为项目制模式具有目标有限性、组织灵活性、资金来源多元化、周期短等特点，实现了跨部门的协同治理。[13]第一类聚类主要对我国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转型、价值观念、管理模式、利益冲突等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第二类包括“福田区”“基层党组织”“克拉玛依区”和“党建引领”四个聚类，关键词主要有网格化、社会治理创新、福田区、精细化、城市社区治理、多元共治、克拉玛依区和党建引领等。这里的两个聚类“福田区”和“克拉玛依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12月，《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对深圳市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张文认为，福田区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多元共治，坚持精细治理和坚持互联网思维，不断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14]杨宜勇认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福田模式，在于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在精准、精细、精致和极致上下功夫，体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二是发挥社会自我
调节的作用，三是以服务引领治理改善，四是赋权赋能，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15]汤晋苏认为，福田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和监督自身事务。[16]戴焰军从党建视角分析福田模式，认为区委领导班子的基层党建做得好，突出亮点是基层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党建带动基层社会治理。[17]竹立家认为，福田区基层社会治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注重搭建治理平台，二是激活多元共治的治理机制，三是以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服务体系。[18]王春光认为，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在三个方面具有示范意义：一是多元共治，二是强化，三是社区治理创新要实现社会共享价值。[19]地处边疆的新疆克拉玛依区探索出一条培育社会组织，引导社工、义工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新路。谢志强认为，克拉玛依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真心为群众服务的理念，二是有正确的定位，三是抓住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对症下药，四是处理好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多重关系。[20]第二类聚类主要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地区，并贯穿党建这条主线。如福田区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深圳市，是深圳市中心城区，也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经济发达，市民素质普遍较高，党政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敢于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实行多元共治和精细化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其经验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克拉玛依作为西部地区，在社会治理方面摸索出了一条创新路径，作为内陆地区的典范，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第三类包括“基层政府”和“社会化服务”两个聚类，关键词主要有治理能力重构、公民参与、基层政府、政府购买服务和政社互动等。周根才认为，基层政府采取传统的硬治理手段和方法已经不能有效解决新问题，应当从社会干预疏导能力、合作共治能力等软治理能力进行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建构。[21]周庆智认为，代理治理揭示了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代理治理具有政治与行政职能合一、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等特点。代理治理的现代转型应当从基层政府政治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建立法治化的权力结构和体系。[22]崔晶认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公共场域，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要求弱化政府外包体系的行政化和畅通自下而上的参与通道，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借鉴中国历史上的乡约与里甲模式。[23]陈荣卓和肖丹丹认为，当前社区治理出现了“无网格不治理”的趋势，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关键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要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24]孙柏瑛和于扬铭认为，网格化是政府在不确定的治理环境下采取的基层治理方案，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内生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25]杨君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吸纳社会不应仅为技术治理，而应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还应注重参与式行动治理。[26]方冠群等人研究村落共同体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关系，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文化衰落、农民权利诉求明显、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挑战，并提出了从整合乡村文化、强化组织建设和改变管理理念三个方面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路径。[27]尹杰钦等人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上面临着基层党组织与社会关系尚未理顺、农村社会治理各主体未能有效整合、民主治理存在不足和法制体系不健全的挑战，并将其归因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治理理念、方式、环境和素养等方面存在不足。[28]吴理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经历过两波重大变迁：第一波发生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第二波发生在乡村社会内部，乡村社会内部治理要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引入法治和德治。[29]费梅苹认为，当前基层政府与社会工作组织的关系是一种领导与被
领导关系，这种关系削弱了社会工作服务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因而构建良性的基层政社关系，要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体制机制。[30]第三类聚类主要从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状况、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政府供给公共产品以及政社互动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基层社会治理遇到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问题，说明学术界对基层社会治理关注的点和面都很广，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深度。
第四類包括“农村”“乡规民约”“民族地区”三个聚类，关键词主要有村务监督委员会、乡村治理、“枫桥经验”、民族地区等。卢福营研究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认为，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经历了“制度形成—经验扩散—优化拓展”三个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为创新的核心内容、原则和精神实质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可复制性。[31]周少来以基层腐败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结构转型，认为根除腐败，保障基层群众合法权益，构建民主化法治化的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是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32]于水和杨萍认为，“乡政”与“村政”共存于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场域，但存在无法有效衔接的情形，提出了农村社会治理的“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模式。[33]周庆智认为，中国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化，但也要取决于乡村多元社会力量的变化。乡村治理的现代转型要重视社会发展、法治规则和社会改革三个因素。[34]吴永红和梁波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不断创新，而创新过程中又产生诸多治理困境。[35]程同顺和魏莉认为，城市社区存在自治与他治的双重向度治理困境，而微治理可以有效弥合和回应这种双维困境。[36]左停和李卓认为，乡村治理的水平体现国家治理的水平，构建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原则和德治为特色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新格局。[37]杨建华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蕴含了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当前的社会治理应当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重塑乡规民约的权威，构建新型的社会共同体，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38]刘志奇等认为，传统乡规民约是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相当于“地方法”功能，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应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助益。[39]汪世荣认为，“枫桥经验”的做法是完善中央立法、地方立法和社会规范的三层治理制度体系，这对完善村规民约和风俗习惯，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40]卢芳霞回顾浙江“枫桥经验”，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枫桥经验”将从碎片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从凭人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变、从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从末梢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41]第四类聚类主要聚焦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涉及乡村社会、乡村文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乡规民约和“枫桥经验”等内容。由于乡村社会传统因素较为浓厚，因而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采取有别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既要充分考虑传统因素，如民间习俗和民间规范的作用等，又要注意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将传统因素转化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和制度。
第五类包括“社区”和“自治”两个聚类，关键词主要有城市社区、碎片化、协同治理、三社联动、法治等。高红研究城市社区的合作治理，认为社区公共性是城市社区多元共治的价值依归，而共同体困境的存在导致多元共治失灵，提出应通过公共性重构来实现合作共治。[42]孙秀艳研究福州市鼓楼区的城市社区治理，认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效能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鼓楼区的党建引领、践行治理理念和提升社区服务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借鉴。[43]杨贵华认为，社区协商可以使公众行使民主权利，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应当在社区治理中嵌入协商民主模式，建立长效机制，以解决治理动力不足等问题。[44]叶林等认为，运用“互联网+”与城市社区相结合，在治理理念、治理平台和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可以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共治。[45]姜胜辉认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采取标准化治理，健全制度体系、协调标准化治理多元关系，这一模式符合精细化治理的要求。[46]李德认为，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碎片化问题，从碎片化治理转向整体性治理，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从理念到实践进行多领域创新。[47]张必春、许宝君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其实质是跨界合作。[48]关于三社联动，徐永祥和曹国慧认为，这是一种实践先行、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福祉，实现基层民主和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49]田舒认为，三社联动的创新体现在多方参与决策，合理定位各方优势，实现优势互补。[50]吴江和范炜烽认为，三社联动存在不足，一是三社之间联动不畅通，二是社工之间合作不足，三是专业社工人才建设存在短板，四是服务与需求错位，五是居民参与形式化。[51]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问题，刘旭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在平台建设和制度衔接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法治化保障不足，应当在法治层面明确社会治理体系的各项要求。[52]郁建兴亦认为，社会治理需要超越原有管控维护模式，以法治为实现手段和基本特征。[53]王志立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基层社会治理成果应当惠及全体人民，增进人民的幸福感。[54]第五类聚类主要聚焦城市社区治理，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与乡村社区存在较大差别，如社会结构复杂，社会化程度高、生活方式多样、诉求多元等。因此，城市社区的治理复杂程度远高于乡村社区，自治、共治和法治是其重要价值。
（三）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主题演进
根据关键词时区线信息分析图（见图6）来看，2006—2019年间关键词一直在变化，每年都有不同的热点和重点，2006—2013年，主要关键词只有村民自治、基层社会和基层社会治理三个。关于主题演进还需结合图1进行分析，2006—2013年，年度最高发文量仅为14篇，说明研究的热度和深度极为有限。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基层社会治理”的命题受到高度关注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因此，2014—2019年，以“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一点从图6中可以得出结论：2014年关键词主要有基层治理、权力调控、民族地区和治理能力缺失等;2015年关键词主要有现代化、法治、善治和社会治理方式等;2016年关键词主要有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福田区和三社联动等;2017年关键词主要有党组织、社会化服务和微治理等;2018—2019年的主要关键词有治理能力、治理机制、乡村振兴和枫桥经验等。在以上关键词中，有四个关键词突现强度明显，分别是创新4.57，社会治理创新3.25，社会治理3.01，基层社会治理2.76，这四个高突现强度关键词是学术研究的核心（见图7）。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加强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都是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方面。
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对2006—2019年学术界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937篇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呈现出了学科领域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态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55]展望未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还应当不断强化和深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
一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嵌入机制和治理效能等方面的研究。随着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公众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利益诉求也日趋多元，在此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如何适应时代要求、如何明确职责划分、如何做到简约高效、如何通过凝聚民心来实现和谐治理和有效治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研究。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的同时，还需注重发挥各类主体的参与作用，如促进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引导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职业的公众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未来应在社会组织和机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方法、效能、优点和困难以及制度设计、激励机制和存在障碍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
三是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而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支撑。大数据具有其自身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捕捉、管理和处理数据集合，具有超强的整合数据资源和分析能力，可以大幅度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人工智能可以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提供便利。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四是急需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研究。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治理体系不完善、基层掌握的资源有限、基层社会治理难度大等。未来应从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根源、传统文化、现代化冲击等方面分析基层社会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针对不同情况研究解决方案，以法治为基础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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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海龙）
ASummaryoftheResearchonthe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inChinaHuangMingtaoAbstract：Inordertofullyunderstandthehotspot，keypoint，frontieranddevelopmentcontextof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researchindomesticacademiccircles，thispaper，withthehelpofCitespace5.5R2software，studies937ChinesecoreandCSSCIliteraturesinCNKIdatabase（from2006to2019）.Atthesametime，combinedwithbibliometericsresearchmethods，thispapermakesacomprehensiveanalysisfromtheannualdistributionofpublications，subjectdistributionofpapers，importantjournalsofpublications，authordistributionofpublications，paperswithhighcitationfrequency，distributionofresearchinstitutions，keywordco-occurrenceandcontentmapinterpretation.Thestudyfoundthat，takingthethirdplenarysessionofthe18thCPC
centralcommitteeheldattheendof2013asthenode，theliteraturehaswitnessedexplosivegrowthsince2014.Researchfocusesonfourkeywords：innovation，socialgovernance，socialgovernanceand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Theexistingresearchisanalyzedandsummarized，andthefutureresearchdirectionispointedout.Keywords：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socialgovernanceinnovation;socialgovernance;knowledgemap;CiteSpace
篇四：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未来趋势1文章
基层建设与和谐区域治理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矛盾和乡村发展的未来趋势王珺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河北唐山063000摘要：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传统乡村一度呈现“式微”的迹象，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农民普遍贫困。而随着我国不断推进美丽乡村的建设，乡村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文章对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矛盾进行分析，探讨了我国乡村发展的未来趋势。关键词：乡村振兴；现实矛盾；乡村发展；未来趋势我国政府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但实际上，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导致乡村地区积蓄的矛盾和问题更加复杂化、多元化，乡村地区不仅经济较为落后，还存在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和乡村风貌的急剧衰退问题。分析、梳理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矛盾，并汲取国内外相关经验，探讨我国乡村发展的未来趋势，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矛盾分析1国家政策差异和区域乡村发展不平衡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采取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化，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发展，但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造成了乡村地区的发展差异加剧。例如，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有许多乡村的建设水平和服务水平已经接近城市水平，甚至有少数地区的建设程度还优于城市；但是在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乡村建设的程度仍然比较落后，与政策实施前并无明显的变化。因此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对于乡村振兴的具体需求有很大不同。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乡村的建设需求是优化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结构；而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村庄的建设需求仍然是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乡村的人文及居住环境。对于不同地区显著的乡村建设差异化需求，国家需要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予以精准施策。2乡村建设收缩与乡村建设质量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8％，城镇人口也将持续增长，并且城镇化水平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仍将处于上升趋势，这就导致乡村的宏观发展趋势是逐步收缩的，在全国人口总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乡村人口必然逐步减少。但现实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例如，一些农村大量的农房被空置，还有过度建房的情况。因此，在我国乡村建设收缩的大趋势下，如何提升乡村的建设质量，合理控制新增建设活动，是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处理的现实矛盾。3乡村的生态破坏和生态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基础设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农田水利等设施建设在稳步推进。一方面，许多农业灌溉系统是由水泥浇筑而成，严重破坏乡村的生态系统。例如，由水泥砌筑的灌溉水渠会形成生态屏障，阻碍诸如蚯蚓等小生物的正常活动，使得水流与土壤的物质交换被隔离，对农田生态系统及生物链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早年也采用水泥砌筑灌溉水渠，但近年来这些发达国家都在坚持生态发展理念，例如，日本正逐渐拆除水泥灌溉系统，田间的道路也在恢复成泥土和沙石的材质，让生态环境回归原生态。另一方面，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虽然有效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但部分现代材料的粗放使用也严重破坏了乡村的自然环境。例如，在乡村农田中经常会大量使用农业地膜，虽然能够防水渗透、控制水土流失，但因管理缺位，使用之后难以进行清理回收，再加上农民的环保意识普遍较低，造成大量塑料垃圾堆积在农田中，对农村土地造成污染。这些破坏生态的乡村建设方式与现今坚持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严重背离。二、我国乡村发展的未来趋势1促进乡村现代化与城乡均衡化发展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农村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17.4辆，同比增长高达31.3％。2017年，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34％，网民超过2亿，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乡村与城市的空间关系，乡村正在实现与城市信息的一体化。与此同时，随着智能化设备和服务的快速发展，也在逐步实现居家养老与医疗机构的联网。这些变化的发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予以科学应对。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逐步改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促进乡村现代化与城乡均衡化发展。2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推动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重点改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现形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优化与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不仅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创新，还应进行经济组织方面的创新，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进步。其中应遵循的原则是：第一，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推动乡村振兴加快步伐；第二，全面维护乡村建设的和谐、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根据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生产模式，通过发展集体经济的形式，逐渐消减生产成本，促进农业生产的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三、结束语我国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通过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有效解决当下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矛盾，推动我国乡村建设和为来的发展，以实现乡村振兴，提高乡村人们的经济水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参考文献：[1]冯治诏.乡村建设的历史类型、现实模式和未来发展分析[J].建筑·建材·装饰,2017(12).[2]张宇.未来五年农村振兴的策略与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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