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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官员到底是什么问题
政商关系不正常， 是中国两千年企业发展史中的死结。
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单位。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可知：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解开这个历史千年结的最佳方法
《批评官员的尺度》 这本书在中国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
该书是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名记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 所著， 书名本来叫 《 不 得立法》 (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 但中国译者把书名被改成了 《批评官员的尺度》， 译者的解释是，“不得立法” 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文， “中国读者并不熟悉这一表述”， “结合全书主旨”， 就把书名改了 。
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著作， 不论是通俗的还是理论的，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书名被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
安东尼?刘易斯的另一本关于第一修正案的书《我们所仇恨的思想的自由》 (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hate：
a biography of the First Amendment) ， 书名被改成了《言论的边界》(徐爽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 米克尔约翰(AlexanderMeiklejohn)的名著《自由言论及其与自治的关系》 (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government) ， 书名被改成了《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 (侯健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
谈论言论自由的书的书名被“篡改”， 这事本身就挺反讽的。
这几个例子里， 米克尔约翰的书名被改是最冤的。
因为他的书的主旨，就是认为第一修正案言论不应有任何“法律限度”， 用他的 1961 年一篇文章的题目 说， 第一修正案应该是“绝对的”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Absolute”，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1961[January 1 ， 1961) ：245-266. ) ， 不应有任何法律限度!
在米克尔约翰看来， 美国宪法中实际上存在两种“言论自由”。“有一种被第一修正案宣布为不可削减的‘言论自由’， 但是又有一种被第五修正案宣布为可以削减的‘言论自由’。” 第五修正案规定， “无论何人，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被剥夺生命、 自由或财产。” 换句或说， 第五修正案“自由” 一词所包含的“言论自由”， 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比如国会的立法――剥夺的； 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措辞完全不同：“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
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这里的“国会不得立法剥夺” 的措辞意味着， 有一种绝对的“言论自由”， 即使通过国会的立法也不能剥夺!
那么， 到底哪些言论属于绝对的、 不能有法律限度的“第一修正案言论”， 哪些属于相对的、 可以设定法律限度的“第五修正案言论” ?米克尔约翰举了 一些例子：
“如果在战争期间可以在一座公共建筑物中为战争辩护， 同样可以在这座建筑物中指责这场战争。
如果可以公开地宣扬征兵是道德的和必要的， 同样可以公开地抨击它是不道德的和没有必要的。
如果可以说美国政治制度优越于英国、 俄国或德国的制度， 同样可以自由地说英国、 俄国或德国的政治制度优越于我们的制度。” (《表达自由的法律限
度》 P20) 米克尔约翰把这些言论称为“公言论”。
公民对公共事务发表“公言论” 的时候， 和议会里发言的议员享有同样的言论免责权。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六款规定：
“参议员和众议员……不得因在各自议院发表的演说或辩论而在任何其他地方受到质问。” 显然， 议员的言论免责权是任何严肃的政治审议的前提； 假如议员因为在议会发表的言论受到追究而噤若寒蝉， 议会作为一个审议机关的功能也就不完整了。
米克尔约翰认为， 公民在日常的公共生活的公共言论也同样享有这一言论免责权， 假若公民在公共问题的讨论中害怕受到追究而噤若寒蝉， 公共生活的质量必然大大下降。
1964 年的沙利文案的法庭判决正是米克尔约翰这一思想的体现。
从这个判决开始， 美国最高法院创立了一个先例， 公民在媒体上批评政府官员(此案中是警察局长沙利文) 属于发表公言论， 即使批评的事实有出入， 但只要不是出于“确实的恶意” (即“明知事实有误”， 或者对事实“是否真假不管不顾” ) ， 都不算诽谤。
换成中国人熟悉的话语， 就是公民在媒体上批评政府官员， 属于正常的民主生活， 官员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的精神虚心接受， 而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一听见人家批评自己，就一跳三尺高， 跑到法院告人家侵犯了 自己的“名誉权”。
对于这种以维护名誉权为名、 行压制批评之实的行为， 法院不能支持。
从此案之后， 这种批评官员问题， 就从刑法和侵权法问题， 变成了 宪法的第一修正案问题。
美国建国初年， 联邦党政府曾经用《反煽动法》 打击过政敌共和党方面的报纸(参见该书第七章， 此章原题就是《反煽动法》 ) ； 在 1964 年沙利文案中， 美国最高法院特意宣布这个一个半世纪以
前的法律违宪。《反煽动法》 的法理来自英国普通法中“煽动性诽谤”。
在英国的君主制下， 由于国王同时是国家的化身， 批评国王的确和煽动推翻政府很难区分开来。
但在民主制下， 任何官员一方面都没有资格说， 批评他就等于煽动推翻政府， 另一方面也不能说， 批评他就损害了 他个人的人格。
美国并不是君主制， 但也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认识到， 批评官员是民主问题， 是宪法问题， 不能用刑法、 也不能侵权法来解决。
中国宪法对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问题， 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问题来处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这里“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相当于沙利文案中的“确实的恶意”，除了 有“确实的恶意”， 公民对官员的任何批评都不能视为对官员个人名誉权的侵犯。
这样来看， 中国人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立法” 的表述， 也许是陌生的， 但对这一表述的原理并不陌生。
公民批评官员， 是对公共问题发表公言论， 是民主问题， 不能转换成私法问题进行讨论。
遗憾的是， 中国司法界在这个问题上， 这些年恰恰走的是从沙利文案倒退的道路， 也就是无视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将公民对官员的批评， 转换为名誉侵权问题或者诽谤罪的问题， 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什么言论的“边界、 尺度、限度” 问题， 讨论批评官员的时候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在这个背景下， 本书的译者作为中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把一个“绝对主义” 的书名《不
得立法》 换成“相对主义” 的《批评官员的尺度》， 似乎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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