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地搬迁的调研3篇关于易地搬迁的调研 作者简介：罗晓梅，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①马明、仇旭辉、张闽剑：《宁夏实施国家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初步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易地搬迁的调研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关于易地搬迁的调研
简介：罗晓梅，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① 马明、仇旭辉、张闽剑：《宁夏实施国家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初步设想》，《市场经济研究》2002年第 8期，第 50-51页。② 朱玉林、李思贤：《湖南农民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影响因素分析》，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2期，第 52-56页。③ 曾小溪、汪三贵：《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2期，第 60-66页。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现状述评罗晓梅（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之一，它指向的是那些生活在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居民。从 1983年 “三西”搬迁到现在 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者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聚焦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因、搬迁意愿、安置形式、居民的社会适应、搬迁社会影响、搬迁过程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等方面。对于后续的研究，我们可以尝试用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多维度开展研究，以此弥补目前碎片化的研究现状。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搬迁政策；搬迁安置；研究述评中图分类号：D6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9）02-0149-07易地扶贫搬迁在国内最早被称为异地扶贫搬迁和自愿移民搬迁，直至 2007年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 “十一五”规划出台将其正式定名为易地扶贫搬迁。国内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是从 1983年 “三西”移民搬迁研究开始的，第一篇以易地扶贫搬迁为篇名的论文发表于 2002年。① 国内学者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重点是随社会发展而发生转变的，早期学者的研究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阐释，随着我国扶贫搬迁工作的深度开展，目前学者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则集中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反思及扶贫搬迁工作的优化上。一、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因研究国内学者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原因的研究主要得出两种结论：一是原住地恶劣的居住环境与自然禀赋的差异特性威胁到居民基本生存而导致的搬迁。自然资源是促进居民生活发展的经济基础。自然资源的缺乏会导致当地居民生存能力的降低，使居民缺失稳定的经济收入，这种生存现状是引起居民搬迁的主要原因。② 曾小溪、汪三贵基于中西部地区的调查分析，指出搬迁户大多生活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灾害频发区，生活垃圾随意处理且无固定饮水区。③ 将原住居民搬离这类生存条件· 9 4 1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年第 2期 NO.2，2019万方数据
恶劣的区域是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举措。二是因原住地基础设施不足阻碍居民发展而导致搬迁。陈兴平指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搬迁地生产水平低下，不利于搬迁地经济发展，同时长期干净水资源的缺乏也使得搬迁居民难以维持基本生存。加之搬迁地区医、教、文、卫及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居民的生活发展，居民在生存维持与生活发展困难的推力下参与搬迁。①朱玉林、李思贤用内生增长理论作为分析搬迁原因的理论工具，指出充足优质的基础设施与居民生存效率呈正相关，搬迁居民原居住地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是导致搬迁居民贫困的主因，也是促使居民搬迁的推力。②自然禀赋、基础设施等相对于易地搬迁群体而言都只是客观外在影响因素，目前学者们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原因的分析主要还只是集中在贫困群体外在因素上，而对于搬迁内因分析存有部分忽视。因此，后期对于搬迁原因的分析可以从搬迁主体入手，从两地收入产生的心理落差、家庭内部因素、乡俗文化场域等内在因素出发探讨居民搬迁的动机。二、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意愿研究目前，学者们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搬迁意愿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与管理学学科领域上。学者们对于搬迁意愿的不同态度而界分的搬迁意愿主要有两种，一是自愿性移民搬迁，二是非自愿性移民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由于存有政策导向影响，学者们一般将其归类为非自愿性移民搬迁。随着我国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自愿性移民搬迁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易地扶贫搬迁因为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存在离开特定条件的完全自愿。王晓毅指出居民迫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必须搬迁，这是因自然条件而做出的选择；那些看到别人搬迁，或者受到宣传的影响而搬迁的人，是因社会条件而做出的决策。③居民无论是因自然条件的制约还是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参加搬迁，这都是带有非自愿性质的搬迁，因此这类搬迁居民相对于完全自愿搬迁居民在搬迁后有较差的社会适应状况。王静也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运作的结果，部分搬迁居民是因为受到自然或社会的影响而不得不做出搬迁的选择，这种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模式下形成的非自愿搬迁与自愿搬迁移民有着较大生存发展与生活适应的差异。④因此需要相关机构对这类非自愿搬迁居民的后期的生计发展与生活适应提供指导与服务。通过回顾梳理学者们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意愿研究所知，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对于搬迁意愿存在非自愿特征，这对于搬迁居民后期在特定搬迁地是否 “稳得住”存有较大的潜在威胁，因此相关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搬迁居民的心理动态，对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在物质资助完善的基础上按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努力做到让搬迁居民 “主动搬”、“安心搬”。三、易地扶贫搬迁的安置形式研究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发现学者们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形式的研究具有地域性特征，也就是学者对安置形式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学者自身研究地域而对不同的安置形式进行具体阐释。王永平指出搬迁安置形式有依托小城镇、依托国有农场、置换式、插花式、山上搬山下、有土安置等。⑤各种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安置形式都有其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价值，· 0 5 1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年第 2期 NO.2，2019①②③④⑤陈兴平：《安康市农村贫困户贫困原因及脱贫对策分析》，《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 10期，第 149-151页。朱玉林、李思贤：《湖南农民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影响因素分析》，第 52-56页。王晓毅：《易地扶贫搬迁方式的转变与创新》，《改革》2016年第 8期，第 71-73页。王静：《浅谈易地扶贫搬迁方式的转变与创新》，《经贸实践》2018年第 3期，第 13-15页。王永平、袁家榆、凡勤、陈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生态经济 （学术版）》2008年第 1期，第 400-401页。万方数据
在我国的易地搬迁实践中也表现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对于成功的经验应继续借鉴，对于失败的教训则认真反思。高聪颖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归类介绍，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对搬迁居民的安置主要有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形式，依托县城、集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农民新村等新建搬迁安置区的安置形式就是集中安置；政府回购空置房插花安置的形式就是分散安置。①所谓集中安置就是以迁出地作为依托，采取行政区内就近安置的方式，分散安置便是以插花方式对搬迁居民进行安插到某一行政村内。部分学者也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在考虑搬迁地综合情况的基础上，其搬迁居民的安置形式应该体现地方特色。邢成举以陕西易地扶贫搬迁为例，指出陕南易地扶贫安置主要采取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有土安置与无土安置、政府安置与自主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模式。②对于整村搬迁居民采取集中安置，居民自主搬迁则为分散安置，对那些依赖土地资源而生存的居民采取有土安置，对那些无需依赖土地而生存的搬迁居民则采用给予一定份额的补偿资金的无土安置。在对不同安置形式的阐释基础上，也有少部分学者在对不同搬迁安置形式进行实证调查后指出各种搬迁安置形式的不足。贺立龙指出各类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形式对于搬迁居民的后续发展具有较大影响，政府包揽下的集体安置与唯补贴的扶贫搬迁安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对搬迁居民的个体贫困特征的分析，一刀切的安置形式容易促使搬迁居民对政府扶贫部门产生救济依赖，不利于搬迁居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③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所采用的各类安置形式都有所研究，但是其研究只停留在对各种安置形式的具体内容的阐释上，因此，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各种安置形式的适用条件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与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在分析了各种安置形式的利弊基础上提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应该帮助搬迁居民在生计发展中致富，在社会场域中融入，从而进一步促进搬迁居民的生计重塑和可持续发展，但都没有提出详细的可实施行动措施。四、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社会适应研究搬迁后的居民要适应新环境、重建社会关系。学者们对于搬迁居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主要集中在搬迁后的生计适应与文化适应上。在生计适应研究上，黎洁以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作为理论工具来研究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指出搬迁居民的适应能力与居民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呈正相关。④那些搬迁后有稳定的生计资源的搬迁居民表示搬迁后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也能很好的适应社会，融入民众。而那些搬迁后依赖政府补贴生存的搬迁居民则表示自身搬迁后生计发展低效，社会适应较差。在文化适应方面，杨甫旺将文化适应概念操作化为移民生产方式的适应、生活方式的适应、宗教信仰的适应和身份适应等方面来对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文化适应状况进行多维度研究。他指出文化适应是一个搬迁居民对新环境的认知与原住民对搬迁居民的接纳过程。易地扶贫搬迁居民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为了生存和发展，会与原住民产生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迁就和异质价值观念与信仰的融合，随着搬迁居民与原住民的不断磨合适应，搬迁居· 1 5 1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现状述评★罗晓梅①②③④高聪颖、吴文琦、贺东航：
《扶贫搬迁安置区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 9期，第 91-97页。邢成举：《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陕西证据》，《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2016年第 11期，第 65-73页。贺立龙、郑怡君、胡闻涛、於泽泉：《易地搬迁破解深度贫困的精准性及施策成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6期，第 9-17页。黎洁：《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 9期，第 44-52页。万方数据
民会逐步改变，更有甚者放弃原有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淡化自身 “搬迁户”的身份。①除此之外，目前研究成果也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社会适应与年龄显著相关。李英指出社会环境、人际氛围、生活环境、自我状态因子间均呈中度正向相关。②她以都匀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搬迁居民为研究对象，指出都匀市搬迁居民社会适应随着年龄的增长，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社会适应的和谐度也不断提升。面对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差异性，也有学者对如何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的社会适应感，提升搬迁居民的内生生计动力问题提出了部分应对措施。如叶青、苏海针对居民在搬迁之后的新旧生计矛盾而导致的生计风险状况，指出在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在维系搬迁居民的多元生计资本配置策略基础上注重增强搬迁居民的社会情感参与意识。③易地搬迁居民的整体效益受生计资本和社会适应状况的影响，因此，政府在移民安置之后可以对搬迁居民提供一定的经济扶持、职业技能培训、产业发展扶持和社会保障，以此来促进搬迁居民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加；建立搬迁居民的社会适应的长效机制来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效能。学者们对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环境适应和搬迁后期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后续帮扶行动，但未深入讨论如何提高行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较少强调搬迁过程中政府与搬迁居民的互动。有效的搬迁居民参与是保障易地扶贫搬迁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搬迁居民的后期可持续发展与再社会化过程中如何转变搬迁居民的 “等、靠、要”思想，调动搬迁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发挥搬迁居民的主体作用；搬迁居民怎样选择和参与合适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与如何进行再社会化都有待继续研究。除此之外，现有研究也缺少对未搬迁居民与迁入地原住民的关注。五、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影响研究目前，学者们大都指出了易地扶贫搬迁对于搬迁居民及当地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有少部分学者指出了易地扶贫搬迁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多于消极影响。陈胜东等从生计资本的角度出发，指出参与或非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居民的生计资本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上升，但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普遍高于那些没有参与搬迁的贫困主体。④这充分说明近些年在中央的大力扶贫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户居民的收入实现稳步增加，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效果十分显著。除此之外，目前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成果中，部分学者也侧重从微观和宏观两种不同视角来对其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如贺立龙学者从微观视角对陕南移民搬迁的效益进行了评价，指出搬迁户认为搬迁带来的好处是交通的便利、住房条件的改善和上学的方便。⑤这也与居民因原住地自然禀赋的差异性与基础设施的不完善而推动居民搬迁的客观情况相符。相反，大部分学者则从宏观角度，通过横、纵向的比较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如叶妮指出易地扶贫搬迁能更好地帮助贫困地区恢复生态环境、改善民生，提高当地的城镇化水平。⑥学者对· 2 5 1 ·...
篇二：关于易地搬迁的调研
xx 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调研报告
易地扶贫搬迁是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举措，是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点内容，其后续的扶持发展工作更是实现“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一、xx 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现状 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计划任务共 x 人，截至 xx 年 5月 10 日，已完成搬迁入住 x 人，完成率 71.4%；年内还需完成搬迁 x 人。xx 市高度重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工作，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则旅”的原则，印发了后续扶持政策到户明白卡，各县(市、区)和各有关部门因地制宜，不断摸索和实践，在后续扶持工作方面坚持以
产业发展和稳定就业为导向，形成了“易地搬迁+N”模式，主要有以下 10 种模式：
( ( 一) ) 易地搬迁+ + 园区产业。依托产业园区发展，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增收与园区产业企业用工相结合，帮助搬迁群众实现就业增收。如：江州区兴和家园安置点依托产业园发展，根据贫困户意愿，计划将搬迁贫困户每户至少 1 人安排到园区企业就业。xx 年完成搬迁的 424 户 1704 人中，已有贫困户陆续到园区企业“美娜丽莎鞋厂”务工。
( ( 二) ) 易地搬迁+ + 边贸。边境地区大力发展进口产品边贸落地加工业，根据边境口岸贸易及市场需大量用工的实际情况，引导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参与边贸加工、服务，增加收入。宁明县、龙州县、凭祥市把易地搬迁项目安置点选址在靠近关口的边关点，搬迁户参与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运输、装卸、货物进出代理等边贸服务，真正实现了借边发展、靠边吃边、稳疆固边、兴边富民。
( ( 三) ) 易地搬迁+ + 扶贫车间。通过“易地搬迁+扶贫车间”模式，利用本地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顺应有为青年返乡创业的趋势，探索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创建就业扶贫车间，帮助搬迁贫困家庭人员就业增收，使易地搬迁贫困户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如：天等县在都康镇、县城龙岩安置点
附近建设了多个“扶贫车间”；扶绥县东门镇安置点引进 4家木板加工企业进驻，并签订协议帮助解决搬迁户就业问题。
( ( 四) ) 易地搬迁+ + 县( ( 市、区) ) 外转移就业。为搬迁户广泛收集招聘信息，鼓励搬迁群众外出务工，实现劳动力稳定就业。如：龙州县在城南安置点幸福家园小区举办易地扶贫搬迁专场大型招聘会，通过挂点帮扶龙州县的广东省鹤山市搭台提供就业岗位，城南、城北安置点搬迁户现场签订就业意向 189 人。
( ( 五) ) 易地搬迁+ + 特色种养。对搬迁到有特色农业资源或乡镇中心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坚持市场导向，逐户落实扶贫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如：凭祥市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在友谊镇依托平而富生肉蛇场和散户龟鳖养殖户发展肉蛇、龟鳖、网箱鱼养殖；上石镇依托桂商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葡萄、火龙果、柑果、桑葚等东南亚特色水果。
( ( 六) ) 易地搬迁+ + 旅游。利用各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民俗，发展特色边境红色文化旅游、民俗风情、农家乐生态旅游等，农户通过入股组建合作社参与经营管理。如：龙州县各集镇中心安置点、中心村安置点等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岗位 299个。凭祥市结合生态小镇开发，利用平而河发展中越边关风情游，发展太阳岛、平岗岭地下长城、界河漂流等。
( ( 七) ) 易地搬迁+ + 公共服务类就业。在安置点的物业安保、清洁工聘请方面，优先聘用搬迁贫困户人员。同时，加强对搬迁贫困户的公共服务类职业技术培训、家政培训，如电工、焊工、涂装工、美容师、美发师、保健按摩师、育婴师、管道工、绿化工、物业管理员等的培训，引导搬迁贫困户在中心集镇积极参与家政服务、建筑、餐饮、运输等行业。
( ( 八) ) 易地搬迁+ + 零售业经营。将商铺、市场摊位等优先租给有开店创业意愿的搬迁群众，使其作为个体工商户获得经营性收益。如龙州县春风里卖场专门拿出 30 个摊位免租一年给搬迁户经营蔬菜、水果、肉禽等农副产品。
( ( 九) ) 易地搬迁+ + 资产收益。部分地方根据安置点上的小超市、小作坊、扶贫车间等业态需要和居民生活需要，将安置点楼盘门面出租给致富带头人或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集体资产收益。如大新县星光安置点一楼临街铺面就是作为集体资产出租给租户经营小卖部、杂货铺等业态，实现了租金收益。
( ( 十) ) 易地搬迁+ + 金融。利用金融机构小额扶贫信贷和产业扶贫项目资金杠杆作用，组织搬迁群众以入股的方式参与本地加工厂、景点旅游开发等经营项目，实现搬迁群众创收脱贫。
我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全市统一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管理部门；本地产业支撑力薄弱；搬迁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工作相对滞后；针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保障配套政策还未完善。这些都要在今后工作中研究解决。
二、对 xx 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工作的几点建议 ( ( 一) ) 注重组织领导，完善机构顶层设计。一是在市县两级设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工作指挥部或者类似的组织协调机构，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工作进行分类指导、挂牌督办。二是组建我市扶贫开发建设投资公司，搭建市扶贫开发载体平台，负责承接市辖区范围内易地扶贫搬迁类资金、扶贫开发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经营，对全市政府性资金安排的精准脱贫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公共服务项目进行投资经营管理，并负责对搬迁户的承包地进行统一转让或收储。
( ( 二) ) 依托现有资源，大力培育和促进同安置地发展相适应的后续特色产业。围绕“种、养、贸、游、工”五大扶贫产业，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发展具有特色的配套产业。如：依托当地的花山文化、壮族民俗、边关风情、红色旅游开发，突出“旅游崛起”；依托已建成的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
区，打造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依托口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红木加工、特色食品加工、机电、纺织等为主导的口岸加工业；依托工业园区，谋划好招商引资和实体经济建设，为搬迁群众提供到安置点附近的工业园区企业就业的配套服务。
( ( 三) ) 实施精准培训，提高搬迁群众自主脱贫能力。以市场和就业需求为导向，实现市场需求和劳动者的就业愿望有效对接。一方面，围绕当地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发展，根据企业及社会用工需求，合理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具体的培训项目和规模。另一方面，面向市场，根据培训对象的需求和就业意愿，按劳动者需求开展培训。按照他们的生产生活实际，选择实用性强的职业和工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制定特色培训、精准培训内容，实施就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学历教育培训、劳务品牌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 ( 四) ) 重视社区建设，健全公共服务设施和管理机制。一是加快水、电、路、学校、医疗卫生、公交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安置点(社区)就近就医、就近入学就读、市场配套、公共交通工具租赁等，增强搬迁贫困户的安全感、归属感、获得感。二是健全各安置点(社区)的管理制度，按相关规定和程序组建居委会、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
尽快形成搬迁贫困户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机制，使其尽快融入新环境、取得新发展。强化安置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化工作，全面完善小区的物业管理和集镇上安置点的集中管理。
( ( 五) ) 加强政策研究，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兜底作用。梳理整合中央、省出台的各类惠民政策，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在政策、技术和市场辅导服务等方面给予扶持的指导性实施意见，在易地搬迁工作中同步谋划好搬迁户的兜底政策和相关配套工作，特别是社会保障衔接问题、边民生活补助纳入与退出问题，有效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篇三：关于易地搬迁的调研
19 年第 1 期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ＵＩＤＥ 总第 387 期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387Ｎｏ．1 ， ２０19经济研究导刊一、研究意义大方县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基础设施滞后，产业基础薄弱，很多地方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属乌蒙山片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２０15 年大方县有 ２２４ 个贫困村，近 18 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 19．1%，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恒大集团从 ２０15 年 1２ 月开始结对帮扶大方县，截至 ２０16 年底，恒大集团已帮助大方县约 8．０5 万人实现初步脱贫，占全县总脱贫人口的 ４5%，取得了显著成果。
大方县的易地扶贫搬迁不再像以往一样仅仅依靠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而是成功探索出一条“企业主导+政府支持”易地扶贫搬迁联合帮扶模式，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易地扶贫搬迁扶贫主体一元化的困境，开启了“政府+企业+贫困户”的多元互动的民营企业直接参与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另一方面，企业的主导作用，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机连接，很好地弥补了政府主导模式下在一些方面的短板，尝试构建易地扶贫搬迁长效脱贫机制。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要措施及成效1．精准识别搬迁对象，合理确定搬迁规模，确保贫困人口“搬得出”。
首先，大方县自 ２０1４ 年开展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以来，先后开展 ４ 轮 8 次大规模精准识别工作，通过深入贫困村组农户进行遍访，精准确定搬迁对象，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做到底数清，对象准，应搬尽搬。
其次，严格按照“三榜公示、三级审核”的程序严把搬迁对象，并成立核查工作组，对搬迁对象进行“回头看”精准复核，防止漏进现象出现。最终确定易地扶贫搬迁 6 ０００ 多户，约 ２ 万人的搬迁任务。同时，大力宣传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通过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动员会、移民政策宣讲会等，持续不断地向贫困群众宣传相关政策和办理流程，打消贫困群众搬迁顾虑，从“不愿搬”变为“主动搬”。２．科学设计集中安置，实现贫困户拎包入住。确保贫困人口“稳得住”。
在易地扶贫搬迁进程中，大方县与恒大集团共同建设 5０ 个恒大幸福新村和 1 个县城安置区奢香古镇，对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进行统一集中安置。
首先，易地扶贫搬迁建设费用由恒大集团帮扶资金和政府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资金解决，大大减轻了搬迁户自筹资金压力。
其次，坚持“四结合四靠近”原则，科学选定安置点。
同时，在严控住房规模的基础上，合理设计户型。
在控制住房面积基础上，通过首批 1０ 个恒大新村的探索，对第二批 ４０ 个恒大新村进一步优化设计，将原双拼特色民居改为四联、六联和八联的特色民居，既降低成本，又节约土地。
许多安置点都配备了文化广场、活动中心、公共厕所、农村电子金融网点等公共服务设施，以方便群众办事。
最后，恒大集团还无偿提供了室内装修，配备沙发、餐桌、电视机、电饭煲等基本生活用品，使得搬迁户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大大减轻了他们的搬迁负担，确保贫困人口搬迁“稳得住”。3．广泛开展就业培训促进非农就业，确保贫困人口“有事做”。
为提升搬迁移民就业创业能力，促进非农就业方式转换，大方县联合恒大集团开展了“十万农民大培训”，通过农业种养殖、厨师、家政、建筑行业技能等实用技能培训，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新实践的调研与思考—— — 以贵州省大方县为例谢 凡，尹同一（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阳 5500２5）摘 要：在当前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决胜阶段，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创新了企业直接参与精准扶贫的“恒大模式”，树立了企业扶贫的样板典范。根据实地走访调研结果，分析大方县和恒大集团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的主要工作措施和特色，总结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中图分类号：Ｆ3２3．8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２91X（２０19）０1-０13２-０3收稿日期：２０18-０8-19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喀斯特地区企业‘互联网+’发展案例研究”（２０15JＤ０２０）作者简介：谢垚凡（1977-），女，贵州贵阳人，副教授，从事农林经济管理及创新创业管理研究；尹同一（1993-），男，黑龙江七台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农林经济管理研究。132 - -万方数据
促进移民从农业生产向非农就业转变，帮助移民融入新型城镇化。
比如奢香古镇安置点除了结合自然地势及人文风俗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扶贫项目外，还为移民提供了多种非农就业方式：一是公益性就业岗位兜底保障，移民在社区内从事保安、保洁、收银、服务员和花草养护等工作，从而解决了部分“４０5０ 人员”的就业困难，这些岗位每月获得 ２ ０００ 元左右的收入，每周休息一天。
二是旅游文化产业带动创业就业，吸纳搬迁户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或提供服务，比如按每户配套 ２０平方米建设的古镇商业街，在获取收益分红的同时古镇配套商业街还带动了一部分搬迁户在其中就业或自主创业。
三是工业园区劳动就业岗位，对于有一定生产劳动能力的搬迁户，可以选择在附近的工业园区就业获得工资收入。４．多元化产业配套拓宽增收渠道，确保贫困人口“能致富”。
恒大集团在各个安置点均配套种植、养殖和旅游等特色产业，并引进上下游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
例如在大方县凤山乡恒大幸福二村和恒大三十八村，政府完善大棚基地水、电、路、灯等设施后确权给每户移民 ２ 栋 3２０ 平方米的大棚，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由蔬菜产业龙头企业山东省寿光三元朱集团对蔬菜基地统一生产运营管理，贫困户以大棚及附属设施形式入股，并且每户至少 1 人在大棚内务工获取劳动报酬，每年根据基地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收益分配，纯利润按 5∶5 分红，核算后每栋大棚纯收益低于２ ０００ 元的，经营主体须按 1 ０００ 元/栋的标准分配给贫困户；核算亏损的，由经营主体自行承担。
此外，恒大集团还在当地援建了马干山蒙古风情园旅游扶贫项目，除了直接吸纳就业外，还带动了不少贫困户开办农家乐等。
安置点房屋外部采用了黔西北特色民居设计，内部在每个卧室均配备卫生间，方便发展乡村旅游。
同时，易地扶贫搬迁兼具扶贫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仅使搬迁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质量发生了变化，促进了迁入地区城镇化进程，还有效改善了迁出地区的生态环境。
大方县积极引导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拆旧复绿，集中收储承包地、林地、宅基地，充分利用土地承包权、林权等农业资产，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三、存在的主要问题1．搬迁户发展参差不齐，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
虽然通过就业和产业扶贫的方式保障和提高了搬迁户的收入水平，但是仍然无法实现全部搬迁户的妥善安置，部分贫困人口搬迁后仍然面临贫困问题，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家庭缺少劳动力，许多老人根本无法在搬迁后的非农就业环境下再参与劳动，使得家庭劳均负担较重；另一方面是由于搬迁导致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在收入没有同步增长的情况下，移民户面临着较大的贫困风险。
因此，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扶持，以帮助移民户平稳度过搬迁过渡期。２．移民户对政府、政策依赖性较强。
调研发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仍然对政府、政策有较强的依赖性，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搬迁户自身劳动素质较低，缺少适应的生产技能，虽然在移民社区内组织开展了技能培训，但是统一的技能培训无法适合每个人的需求，且与当地产业需求无明显联系，通过培训获得的技能对于移民户实现就业方面收效甚微，面对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多数移民户显得无所适从，失去了从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生产，大多数移民户只能依靠保安、保洁等公益性就业岗位或者是在临近乡镇上打零工维持生活，由于公益性就业岗位有限，相当一部分“４０5０”群体只能失业在家，加上移民户普遍劳均负担较重，不利于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后续产业发展限制，虽然搬迁使得移民户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是部分移民新村由于产业、地域等制约，配套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无法为移民户提供稳定生计，以至于出现部分移民户迁回原地的情况。3．搬迁户面临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适应困境。易地扶贫搬迁使得搬迁户需要经历一个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的过程。首先，搬迁后的制度层面衔接。搬迁户从由原来的村干部、村委会管理到搬迁后由移民社区管理，对于搬迁户来说，很容易让他们感觉“有困难找不到人管”等与之类似的问题，还有户籍、各项社会保障等在搬迁过程中的衔接问题。其次，比如在公益性就业中，本地居民和异地搬迁移民都有参与，但是我们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两方之间有较大的怨言，本地居民觉得搬迁户既得到了住房和就业岗位等各种补助；而搬迁户觉得本地居民占有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大多数就业岗位。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当前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主要以城镇安置为主，没有考虑到移民的自主性和流动性，移民社区除去外出打工群体的剩下的劳动力素质较差，无法全部满足就业岗位需求；安置地周边居民也属于“边缘贫困”人口，在安置区移民户满足不了就业岗位需求时，会有一部分当地居民参与，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导致了两方在心理层面的不满和排斥，并且不断放大，不利于移民群体和原住地居民的交流与融合，甚至引起摩擦与冲突。４．移民发展意识不强，生计资本转换进程缓慢。
调研发现，大多数搬迁户对于自家原有土地去向不明，无论是退耕还林还是确权流转，搬迁户对具体情况不甚了解，对于耕地和原有宅基地资产意识不强。
搬迁户在搬迁后普遍面临生活消费开支明显增加的难题，失去了起码可以自给自足的土地，又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收益，容易导致生活困难和催生不满情绪，造成社会风险隐患。四、思考及政策建议1．将易地扶贫搬迁融入新型城镇化进程。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应尽可能靠近城镇、乡镇，优越的安置地点，能使贫困群体获得和使用更多地外部资源，快速积累生计资本，增强生计适应性，提高生活水平。
另外，应该根据新时期的扶贫形势变化，逐步减少集中安置，特别是减少游离于安置地的移民新村建设，更好地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非农就业才是实现脱贫目标的关键。
同时，由于地区资源禀赋条件限制，大多数安置点无法提供可供开发的农业资源，移民户又很难满足城镇就业需求，应鼓励条件较好的同步搬迁人口进行创业，带动贫困人口就业，探索多种方式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后133 - -万方数据
[责任编辑 刘 瑶][责任编辑 刘 瑶]
（上接 1２5 页）[3] 龙玉其．国外职业年金制度比较与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２０15，(9)．Preliminary study of Occupational pension system’s operation—— — Tａkｅ Ａ Ｈumａｎ Ｒｅsｏuｒcｅs ａｎd Ｓｏcｉａｌ Ｓｅcuｒｉty Buｒｅａu ｉｎ tｈｅ Ｎｏｒtｈ ｏf Ｓｈａｎxｉ Ｐｒｏvｉｎcｅ ａs Ａｎ ＥxａmpｌｅJＩＡ Qｉａｎ（Ｓcｈｏｏｌ ｏf Ｍａｎａgｅmｅｎt，Ｓｈａｎgｈａｉ Ｕｎｉvｅｒsｉty ｏf Ｅｎgｉｎｅｅｒｉｎg Ｓcｉｅｎcｅ，Ｓｈａｎgｈａｉ ２０16２０，Ｃｈｉｎａ）Abstract：Ｏccupａtｉｏｎａｌ Ａｎｎuｉty ｉs tｈｅ sｅcｏｎd pｉｌｌａｒ ｏf ｏuｒ cｏuｎtｒy’s ｅｎdｏwmｅｎt systｅm，wｈｉcｈ ｒｅfｅｒs tｏ tｈｅ cｏmpuｌsｏｒy suppｌｅmｅｎtａｒyｅｎdｏwmｅｎt ｉｎsuｒａｎcｅ systｅm fｏｒ ｉｎstｉtutｉｏｎs ａｎd ｅmpｌｏyｅｅs．By studyｉｎg tｈｅ ｏpｅｒａtｉｏｎ stａtus ｏf ｏccupａtｉｏｎａｌ pｅｎsｉｏｎ systｅm ｉｎ ＳｈａｎxｉＡ sｏcｉａｌ buｒｅａu，ｉt’s fｏuｎd tｈａt tｈｅｒｅ ａｒｅ sｏmｅ pｒｏbｌｅms sucｈ ａs tｈｅ ｌａck ｏf ｌｅgａｌ pｏｌｉcy suppｏｒt，tｈｅ gａp ｏf systｅm stｉpuｌａtｉｏｎ，tｈｅpａｒtｉcｉpａtｉｏｎ dｅgｒｅｅ ａｎd tｈｅ ｌｏw ｒｅspｏｎsｅ dｅgｒｅｅ ｉｎ tｈｅ gｒａss-ｒｏｏts ｏccupａtｉｏｎａｌ pｅｎsｉｏｎ．Tｈｅｎ put mｅａsuｒｅs：pｅｒfｅctｉｎg tｈｅ ｌａws ａｎdｒｅguｌａtｉｏｎs，cｒｅａtｉｎg ａ gｏｏd ｏpｅｒａtｉｎg ａtmｏspｈｅｒｅ，cｌａｒｉfyｉｎg tｈｅ ｒｅguｌａtｉｏｎs，fｏｒmｉｎg fｌｅxｉbｌｅ ａｎd ｅffｉcｉｅｎt systｅm；Buｉｌd ａ bｅｎｉgｎｏpｅｒａtｉｏｎ mｅcｈａｎｉsm．Key words：gｒａssｒｏｏts；ｏccupａtｉｏｎａｌ pｅｎsｉｏｎ systｅm；ｏpｅｒａtｅ续发展问题。２．开展针对性就业培训，促进贫困人口多渠道就业。
与已经搬迁到城镇务工的农民这种自愿移民不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对非农生产生活方式适应能力较差，但是当前的移民培训大多流于形式，内容雷同划一，难以满足移民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需求。
因此，针对移民的就业培训应从实际发展需求出发，分类开展，或者由安置地企业根据岗位需求提供培训，或者以工代训，以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安置地选择应该有更多样化产业支持的耦合，比如毕节市大方县奢香古镇，由恒大集团无偿捐建，地处大方县新城区位置，周边基础设施完善，配套从幼儿园到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等，结合旅游文化服务产业带动扶贫，搬迁户不仅可以选择在古镇做保安、保洁等公益性岗位就业，或者在附近的工业园区内就业。
另外，古镇配套的古镇商业街也很好地带动了搬迁户的就业。
当前农村地区农户普遍以外出务工为主，空心化严重，多样化的产业支持模式更有利于解决“留守劳动力”就业，实现稳定脱贫。3．健全社区管理服务，帮助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更好的制度保障能帮助他们适应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变过程，对于搬迁户来说，他们在搬迁后面临着各种变迁，需要在经济发展、社会融入、政治参与等各方面不断提高适应能力。
因此，社区管理应极力避免在变迁、适应过程中出现各种风险，提高工作透明度，公示与搬迁户利益相关的各项工作的进程以及结果；提升移民参与度，带动搬迁户融入城镇生活，使搬迁户平稳度过适应阶段。４．增强移民发展意识，培育内生发展动力。除了适应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上的限制，搬迁户发展意识也比较薄弱，比如对搬迁前耕地这一重要的物质资本不够重视，在搬迁后仍然不注意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以适应城镇生活需要等。
地方政府和社区管理者应积极引导移民“走出”安置社区，适应非农就业，主动融入到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最终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参考文献：[1] 黄海偌．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实践的调查与思考—— — 以六盘水市“三变”改革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２０18，(1４)：２1-２２．[２] 吴学毅，颜亨祥，脱贫攻坚马蹄疾 结对帮扶显真情—— — 恒大集团帮扶大方县概述[K]//潘圣群．毕节年鉴．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17．[3] 凝心聚力谋发展 奢香故里谱新篇[Ｎ]．毕节日报，２０17-1０-２４．[４] 孟性荣．借得东风快行船[Ｎ]．毕节日报，２０17-1０-11．[5] 杨娟．大方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整体推进[Ｎ]．毕节日报，２０17-０8-０４．[6] 裴慧敏．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情况调研与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２０17，(3)：9０-9２．[7] 脱贫进展 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